而黄羊平作为李继迁叛的大本营，哪怕只存在了两个多月，也属于重点消灭目标，尤其是，此地距离夏州城还那般靠近。结果是注定的，过程是残酷的，这座胡汉杂聚的边市镇甸，彻底毁于战火，领军的汉将王蒙，协同三千多杂胡骑兵，将整座市镇及周遭党项人屠戮一空，攻克这座叛贼集中营的同时，也拿着上万余首级回夏州请功。
王蒙原本只是榆林都司下属的一名普通骑兵营指挥，当初王侁第一次调兵大举进剿李继迁时，还曾率兵进驻黄羊平做前哨。
但人之际遇，实在无常，一年以前，他只是一个骑兵营将，一年之后，却成为了夏州马军指挥使，在夏州的军事系统中，都能排得上号了。当然，这一切也是王蒙用命拼出来的，也是他通过叛军及党项人的鲜血染红了他的前程。
最关键的一战，毫无疑问的丰州之战，王蒙随军作战，率领麾下骑兵向李继迁部发起了不下七次的猛烈冲击，直至将之打垮，而他本人也身被大小创十余处，由此扬名。
战场上产生情谊，王蒙经潘罗支举荐，得入赵王刘昉之眼，而刘昉是素喜勇士的。即便王蒙与王侁有着比较亲密的关系，也没有受到牵连，反而在丰州之战后，被提拔为夏州马军指使，成为榆林大乱中趁势发展的一个典型。
同样的，一年前还在黄羊平与王蒙勾肩搭背、称兄道弟的原镇长张岩，因为参与叛乱，哪怕是被李继迁及野利党项裹挟的，下场也只能用凄惨来形容，全家被杀，头颅被拿去换钱，而下令动手的，也恰恰是王蒙这个“好兄弟”。
用人头请功，这种相对原始的记功办法，在大汉军中已然逐渐淘汰掉了，军官自不必说，他们对战功的考评要求更高，也早就脱离了单纯的斩首成就。但即便是普通士卒，也有一套更完善的，以监军、佐证相结合的记功办法。
以往，除了震慑目标之外，汉军是很少采取斩首行动的，最近一次，还是当年田钦祚在安东屠杀东海女真土著，以尸体首筑京观，震慑诸夷。
时隔多年，相似的一幕再度出现在榆林，并且更加直接，更加残酷，也更加理所当然。不论是汉军还是仆从杂胡军队，于他们而言，那些首级就是功劳与财富，行营早有明令，其文明确规定，一颗叛贼头颅一贯钱。
这个价位对于官府而言不算高，但对下层的军士，尤其是那些仆从番兵而言，确实极具吸引力的。
随着内铜开冶，外铜输入，大汉铜钱也越铸越多，汉钱比起过去是有不小贬值的，但一贯钱也是许多底层小民不吃不喝辛苦一月都未必能挣得到的。
而对于榆林平叛的官军而言，这可是无本买卖，杀几个人，斩几颗头颅，能有多大困难？至多只是费些体力罢了。
而朝廷在编官兵，平时有饷钱，作战有津贴，加上这斩首之功，参与一次行动，就意味着大笔收入的进项，积极性自然高昂。
不得不说，大汉官军越来越职业化了，当然，也越来越向雇佣军发展了，即便刘皇帝过去的几十年始终在强调忠君爱国，以宣威郎进行洗脑，有一定效果，但终究比不上金钱利益的诱惑更加直观。
再者，为何要忠君，那是为了得到职位的提拔、社会地位的提升、财富的增长。为何要爱国，因为帝国能够保障他们的既得利益。抛开这一切，忠君爱国也就无从谈起，当然，理想还是很重要的，只是与利益比起起来，终究苍白了些。
相比于待遇良好的汉军，那些番兵积极性则更高了，在西北这片地域，贫穷还是普遍的，尤其是那些杂胡人，更是穷惯了，给点钱就能卖命。
同时，他们还有另外一层的顾虑，那就是生存的压力，党项人叛乱，对他们的影响可是不小，在朝廷庞大的压力下，他们若是不想被打为叛贼被消灭，那就只能通过叛贼的尸首来保护自己了。
尤其当行营拿出赤裸裸的利益诱惑时，个中抉择就更好做了，于是，开春以来，发生在榆林的一系列杀戮，于党项人是不人道，于榆林行营统率下的平叛官兵而言，每挥一次刀，就是一贯钱的收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