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上层的力量因为李璟压制党争而被打击的厉害，在北汉的巨大威胁下，韩熙载又打着救国图强的旗号行改革事，取得了舆论的支持，以致难挡大势，但暗中的对抗，对其政策的曲解、耽搁、阻碍，始终不断。
另外一方面，冯延巳个人对韩熙载观感也不好，人前清高，人后的生活一样奢侈，平日里还抨击他们这些人奢靡、贪图享受……
对于下边的变化与斗争，李璟心里实则也是清楚的，但他选择支持韩熙载的改革。最大的原因，还是在于丢了江北之后，使得南唐财政陷入危机，江南、江北经济上的互补平衡遭到严重破坏。
但是，在恶劣的形势下，朝廷的支出却加大了，战后抚恤，军事力量的重建，勋贵、官僚的俸养，皇室的奢华生活，还有每岁高额的岁贡。对南唐朝廷而言，必须加大财税的收入，必须得变，要么课重税于百姓，要么将刀子砍到占据了主要社会财富的勋臣、官僚、地主、富商身上。
李璟选择了后者，一是他们富，二是有韩熙载为首的一干人力主，不管如何，有韩熙载冲锋在前，他这个国主隐于背后当裁判，再完美不过了。
不过，这两年来，因为韩熙载的改革，朝中怨声载道，屡屡有抨击新政的声音，长期不断的谗言、中伤，耳根子本就软的李璟，显然又另生心思了。
一边享受着韩熙载改革的成果，一方面，又开始拔高江南勋贵、官僚们的地位了。有个现实问题，李昪当年开国，就有赖江南士人集团的支持，那些人，算是南唐的根基，与国休戚。
事实上，南唐与后蜀，十分相类，文教兴盛，经济富庶，军队孱弱。但论弊病，南唐更甚之，土地兼并严重，下层的百姓生计艰难，在割让江北之后，情况更是急剧恶化，许多在江北有重大利益的勋贵、官僚，不得不在江南想法弥补损失。
韩熙载的改革，虽有一定的压制效果，但治标不治本，在自上而下的对抗下，举步维艰，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越发艰难。
因为地域狭长，四面受胁，外部环境极其不友好，导致金陵的“亡国氛围”，比之当初的孟蜀要更加浓厚。毕竟孟蜀，还有那连绵的崇山峻岭，作为依仗，而南唐可凭借的，基本只有一条大江，并且还是分出去一半的长江，这能挡住北汉？换谁都不信。
国之将亡，乱象频生，到乾祐十年，金陵仍能保持着一定的平稳，已经是韩熙载等臣费心维持了。但是，大势之所趋，岂是韩熙载这少数人所能扭转的？
李璟与冯延巳这主臣各怀心思，礼部尚书钟谟那边，推杯换盏，与人相乐，目光时不时地投向二者，面上始终带着点笑容，意味深长。
韩熙载那边，慢慢地行走在冷风中，前往宣政院，抬眼望着寡淡的天空，脑中浮现出方才殿中的情形，心中无限怅惘。
他韩熙载，南渡已经三十多年，有二十多年的蹉跎，虽受唐主厚待，但始终不掌权柄，还一直为人所嫉，深陷与江南士人之间的党争。
一直到汉师南征，江北尽陷，国家陷入危颓之际，方才得到真正的重用。这些年，纠集了一干志同道合之士，顶住巨大的压力，厉行改革之事，意欲力挽狂澜，扶保大厦。
成绩自然是有的，但结果，始终差强人意。针对寄生虫一般的勋贵、官僚、地主、商贾的一系列政策，确实增长的财税，缓和的朝政的压力，但国家的实力，始终没能因此得到提升，底层的百姓，日子依旧越发艰苦，而他还要面对朝里朝外不断的非议、中伤，来自冯延巳等人的反弹，也越来越厉害。
而他改革所取得的成果，被用于岁贡，用于维护宫廷享受，用于奉养勋贵、官僚，与他所期待的富国强兵，相差太远。
当然，国家受国情有限，毕竟不能推到重来，一切的改革都是有限的，属于改良，心知其局限，并不是不能接受。
最让韩熙载心伤的，还得属李璟的态度。主上都是满身颓丧，丧志失气，得过且过，他再积极，又能如何？今年来，李璟的变化，也让韩熙载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此非可托志趣之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