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其中有三次规模最大，关中蜀乱之后，徙乱众置边；灭蜀之后，又迁豪强以及叛众；再加上，对东南大户的满满强迁。
耗了这么长的时间，费了这么多的精力，自然见到了成效。至少，原本不均衡的人口分布，变得合理了些，西北地区，汉味华风也更重了些。
但是，大量的外来人口迁入，填补汉民缺口的同时，也直接考验着官府的统治能力与手段。治安问题，风俗冲突，新旧矛盾，各种各样影响西北和谐的问题，是层出不穷。
在许多世居西北的百姓看来，这些外来的人，是罪人，是流民，是来抢夺他们生存空间的恶狼。
而大部分迁户，对此，本就不乐意。三十多万人中，只有不到两成，是从全国各地搜罗的无地农民、贫民，以及那些被朝廷在西北的迁户授地政策所吸引而萌生闯到想法的人。
剩下的，不是流放的罪民，就是强迁的豪强、地主、平民，要么就是像川蜀、吴越这样的叛乱余众。
这些成分复杂，且多含怨气的人，又被安排在西北这种多乱之地，想想就不是什么值得喜悦的事情。这大概就是，旧的问题还未彻底解决，新的问题已经产生了。
也就是，当下的大汉朝廷权威正盛，而对西北地区也足够重视，统治也足够强力，并且迁户都是分散安置的，问题还不算尖锐。
但是迁户的问题，也实实在在地摆在那里。京城内外，不乏有识之士，比如有西北为政经验的郭侗就曾上表刘皇帝，讲迁户问题。
已经升关内按察使的前邠州知州王祐，也曾上表，提醒朝廷，说西北迁户，多怀怨望，希望朝廷能够加以重视。
对此，刘皇帝给了积极的反馈，除了几番降诏西北各道州，善加处置民族以及新旧民事务之外，也暂时停止了继续向边州强迁人口的政策。
毕竟，刘皇帝移民实边，是为了平衡人口，巩固统治的，一定的民怨与反噬可以承受，但若真因为此政策，搞出什么大乱子，那可就是得不偿失。
如果，再同本就叛服不定的诸胡搅扯到一起……那种情况，想想都头疼。
当然，刘皇帝并不会因为这些不安因素，就为实边政策感到后悔。毕竟，比起那些胡虏，被迁之民，终究是汉人，长受汉家文化熏陶，不管有多少怨气，统治起来，总归要更容易些。
而他们在戎狄横行的地方，想要生存下去，除了朝廷，除了华夏这个大家庭，又能依靠谁呢？
朝廷需要做的，就是在维持社会稳定的基础上，靠时间去消解那些怨气，在政策上予以优待，比如税收的优惠。
刘皇帝也相信华夏百姓的抗压能力与适应能力，等迁户们彻底在西北诸州扎下根来，终将成为汉家统治可以依靠的力量。
只是需要时间，并且帝国要保持强大与安定。
对于西北诸族，刘皇帝最终还是决定，采取继续同化的政策方针。与西南受限于地理不同，在西北，不论是何族，只要生存在大汉的土壤上，朝廷的力量可以轻松直抵，这也是治理手段不同最重要的原因。
而各族之中，回鹘人已经残了，吐蕃人分化得厉害，其余小族小部不足为道，到开宝四年为止，值得刘皇帝警惕与重视的，也唯有盘踞在灵夏的党项人了。
虽然政治经济手段齐施，在大汉多年不懈的收买、分化下，定难军、党项人已然不成气候，但终究未伤根本，其仍有谋乱之力。
军情司就向刘皇帝奏报过一个情况，说分化了五六年的定难军，又有合流的迹象。原因，一是节度使李光睿屁股逐渐稳了，对银、绥二州及党项诸部加以笼络。
第二嘛，问题还是出在大汉身上，讨灭甘州回鹘的行动，最感震慑的，不是他人，正是定难军与党项人。
毕竟，这个时期的甘州回鹘，论实力，或许不如党项人，但一定胜过定难军，结果却是那样的下场。
可想而知，如果朝廷想要消灭定难军，又能费多少力气？
在危机面前，内部的矛盾与纷争，还是可以暂时放下，一致对外。可以说，定南军的分化，有朝廷的功劳，诸李合流，同样是迫于朝廷的压力。
而了解到定难军的情况后，刘皇帝也意识到，想要解决定难军与党项人，光靠政治、经济手段，是远远不够的，军事武力才是最有效的办法。
并且，拖了这么久，也该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大汉舆图上有这么一小块异色，看着也确实碍眼。
而不管是诸族、迁户还是定难军问题，对当下的大汉而言，都是隐患。
第74章 契丹高丽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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