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迁豪。把江浙地区那些巨富、豪商、大地主迁出，给江浙百姓腾出更多的生存空间，缓解社会矛盾，减少贫富差距。迁移的目的地主要有三处，一湖南，二西北，三山阳。
第二，打击不法。这属于专项打击，惩治黑恶，对于那些倚仗特权，鱼肉乡里，声名狼藉的人或家族，施以最严厉的打击，配合着迁豪行动，双管齐下。
第三，土地的再分配。这也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虽然不打算如当年在蜀地那般“轰轰烈烈”，但在江浙哪怕钝刀子割肉，几种手段配合施行，也要打破原本的财富格局。
当然，刘皇帝自己心里也清楚，这只是一次重新洗牌，清除旧秩序，构造新格局，缓解土地、财富矛盾，加强统治。甚至于，刘承祐对韩熙载直言不讳地说，江左贫富不均，朕均之，当然，这只是私下里的说法。
另一方面，也刘皇帝个人意志在作怪，两江、吴越之地，经济、文化在李、钱两家的治理下，确是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但同样的，原本寄生于两个政权下的既得利益者，不受刘皇帝所喜。
或许是刘皇帝的心眼太小，如今天下归属大汉，不愿让那些人继续过得安逸，活得滋润，必须得变，变得让刘皇帝觉得合适了，感受到统治力了，才能罢休。
事实上，就韩熙载个人而言，对于刘皇帝这种整治豪强的做法，是有些惊的，觉得太激进了。毕竟，当初他的改革，就属于保守治疗。
那时候韩熙载的政策，如果只是对权贵、大商贾、大地主进行限制，从其口中夺食割肉的话，那么刘皇帝就属于断根，推倒重来。
手段太激烈的话，容易引得变乱，激生民变，乃至兵变，永远不要小瞧地方豪右宗族的影响力。然而，当注意到刘皇帝那双如同皓月一般明亮的眼神，其间神光露出的若有若无的笑意，韩熙载当时就息了进谏的想法。
看得出来，天子用他，是看上了自己的少许名声与才干，并给自己一个正名的机会。同时，要的是个执行者，具体的事务，自己可以建议，但决策性的事情，可就轮不到自己多嘴了。
再者，就算和自己设想的有所偏差，如今机会给了，干不干？想清楚了这些，韩熙载也就聪明地做出了选择……
也是，似刘皇帝这样的雄主，统一之君，再加一贯养成的强势风格，岂能是江浙那些旧权贵、豪右所能威胁得到的，又有何资本与之讨价还价？
仅剩的少许顾及，或许就是不愿使完好的东南半壁陷入战乱，而受到不必要的创伤。然而，刘皇帝做的，又是他自认为正确的、必要的事情。
如果真因为政策过于蛮横，手段过于激励，而激起动乱，刘皇帝又岂受此威胁。可以拿出来直说了，当初蜀乱，一定程度上就是刘皇帝潜意识的纵容，而导致的结果，既然不怕蜀乱，又岂惧区区江浙？
如今的刘皇帝，如今的大汉朝廷，可以用一句话来形容，举天下豪杰而莫能与之相争，更何况，“豪杰”们已都被尽数剪除，何惧余勇？
一切的一切，不管是否正确，不管非议如何，最终都只能按照皇帝的意志与想法，去施行，去尝试。做得好，做得成功，那他还是英主明君雄才，做得不好，到最差就是个隋炀帝，更何况刘皇帝还是个“开挂”的。
当然，刘皇帝也不是莽夫一个，会计算得失，会衡量风险，会抓时机。而对江浙的事务，也是在忍耐了几个月后，方才准备实施。
成功平南后的这几个月中，朝廷对东南地区的善后工作可一直没有停息过。到目前为止，最重要的几件事，都办得差不多了。
其一，原本金陵、杭州的官僚，基本都北迁了，将其上层政治，一扫而空。
其二，将原本两国制定的那些苛捐杂税一并废除，晓谕全民，施恩于民，得到了好处的东南百姓，或许还会观望一阵子，但至少不会对大汉朝廷有更多的排斥。
其三，能员干吏南派，汰换了大量原来的南方职吏，到开宝元年二月，东南各州县官府，基本掌控在朝廷手中，臣服于大义，形成事实上统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