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难以避免的事情，对于中央禁军而言，自北伐战争过后已经安逸太久了。哪怕是平南战争，对禁军的动用也是少数，至于西进南下，则全部动用的地方军队。
这么长的时间，也足以让将士们懈怠，这也算人之常情。而进入开宝年来，承平时代彻底到来，战争逐渐远去，生活水平日渐提升，禁军的待遇也不低，又在开封这座城市，军心有所变化，也是可想而知的事情。
毕竟，连刘皇帝都难免心疲松懈之时，而况于普通的将士。军法仍旧严厉，约束着将士，军容仍旧威武，改变的只是精气神，这是时代改变带来的影响。
刘皇帝从中吸取的教训，就是反应过来，在和平时代，对于军队的治理，似乎也要有所调整了，不能一味地按照战争年代治军之法。同时，对于内外军的轮戍，也要加强落实了。繁华当然是好事，然而开封此都，似乎“腐化”能力也极强。
一直到刘皇帝的注意力放到整军上后，“张龙儿案”方才真正告一段落。
从开宝四年下半年开始，刘皇帝实际上就从前两年的闲适中脱离出来了，垂拱放权永远只是表面，御天下二十载，可以说，他身上几乎每一寸血肉，都被权力所浸透。
到进入开宝五年后，则更加忙碌了，而忙碌的重点，只在一事，为出巡做各项准备安排。这已经是刘皇帝在位的第二十个年头了，这么多年中，刘皇帝也不是久处宫中的主，时不时地就要出去走走看看。
而这二十年间，刘皇帝真正待在皇宫内的时间，只有约三分之二。其他的时间，或出征，或出猎，或出巡。
刨除那些在京城以及近畿的明查暗访，刘皇帝前后一共有三次动静较大的巡视。
第一次，乾祐元年的西巡，至洛阳，彼时初继位，不顾劝阻，贸然出巡，除了煊示帝威之外，最主要的目的，还是为河中李守贞之叛做准备。针对河中之乱的一些军事布置，也是在那次西巡中就做好了。
第二次，则是次年的冬巡，冒着冬寒，向北巡幸，抚慰河北，直抵永清。目的同样很明确，为河北的军事防御，当时大汉北面的形势并不容乐观，不只是军队的忠诚问题，还在于辽国带来的压力，以及幽燕局势的动荡。
第三次，则是乾祐九年的北巡了，那是对整个北方疆土的一次视察，从河北，翻越太行入河东，再南下河中，西幸长安，再东经洛阳归开封，把大汉的核心统治区域走了个遍。
通过前三次出巡，可以看出，在过去，刘皇帝乃至朝廷的重心，都放在疆域北部。因此，到如今的开宝五年，时隔十年之后，再度出巡，方向也跟着变了。
这一回，刘皇帝打算向东、向南，南北虽然一统，但终究分裂了半个多世纪，多少有些隔阂。刘皇帝此去，目的之一，便是尽量消除这种隔阂，安抚南方士民之心，强化大汉的统治。
作为大汉的财税重地，也有资格获得刘皇帝的重视。刘皇帝的这种想法与做法，如果要在前代帝王中找个模板，最类似的是隋炀帝，不过，比起隋炀帝，刘皇帝所面临的困难可要小多了。
不过，此番出巡的规模，也是历次出巡中最大的一次。后宫嫔妃除身体不适者，悉数随驾，皇子之中，除了几个年长的以及八岁以下的，也都带上，公卿百官，带走了三分之一，随行护驾的军队，也超过一万人。
出行路线，也规划好了，分为水陆两路。水路由石守信率领，带领龙舟及官船，自汴、泗入淮，至楚州候驾。陆路则为行营，东巡河南，作为中原腹地，大汉统治的基本盘，这么多年，刘皇帝还真没有认真地去走过一次。
“此番，我出巡，短时间内，是不打算回京了，还是由你监国，当多听诸公建议，慎思笃行，好自为之！”万岁殿中，刘皇帝召来太子刘旸，做最后叮嘱。
迎着刘皇帝的目光，刘旸恭顺如前，躬身道：“是！”
看着自己的太子，成亲之后，也愈显沉稳了，很满意。一直未为人所道者，刘皇帝对刘旸这个太子最满意的地方，不是聪明才智，更不是处理事务的能力，而是其所表现出来的谦恭，没有“攻击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