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其他方面，皇帝的意志，体现在交通上，朝廷在治河、修路、疏通漕渠的事务上投入了大量人物力。担着工部尚书的雍王刘承勋，几度出京，视察黄河、汴水的治理工程。为防决堤，还专门下诏，让黄、汴流域州县，安排沿岸植树，两年多的时间内，植杨柳超过三十万株。
同时，为了弥补财政，朝廷终于把目标指向商旅了。此前，有皇帝压制着抑商的声音，使得大汉商业呈放任式发展，但在以农为本的帝国，终究轮不到商人为所欲为。
是以，当刘承祐露出这个意思后，割肉的宰刀很快就挥下来了。三司除了出台一系列规范市场秩序的政策外，还有一套相对清晰简明的商税制度，关税、市税的收取，对于各类商品的税率都做了详细而明确的规定。同时，对于税吏也进行了制度规范，缴税与收税，本来都是相互的，至少在制度是容不得任何一方乱来。
这就像一张松散的罗网，突然紧密起来，直接围向商贾人群。当然，这并不代表对商业的扼杀，这是一种规范，使其良性发展，只是在很多执行的官吏而言，这就是一场因财政困难而采取的杀猪行动。
并且，在朝中还是引起了一些反对的，不是所有人都支持。原因也很直接，侵犯到了他们的利益。虽然大汉明文规定，担任公职者不能经商，严禁官商勾结，但是，这哪里是禁得了的。
刘承祐也明白这一点，因此，平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他想要对商业进行整顿时，也是谁都拧不过他的，些许的阻力，甚至不能延缓其势。
甚至，刘承祐都没有亲自下场，只是授意武德司、三司使配合三法司进行了一波反腐打贪，主要针对官商勾结、权钱交易。
朝廷因为被处置了一大批官员，而商贾之中，东京有名的富商何福殷被拿来当做典型处置了，以其行贿、不法经营，斩首、抄家、流放。
这个背景深厚，在东京辉煌了十多年的巨富之家，最终落得个惨淡收场，什么关系都用不上。用血淋淋的事实证明，在权力面前，再多的钱都无用，不加收敛，反遭钱祸，倒也引起了不少人感叹。
而就刘承祐个人方面，这三年里，他又添了一个儿子，三个女儿，皇室愈加兴旺昌盛……
第305章 辽国三载
于大汉而言，过去的三年，是开国以来外部环境最良好的三年。最大的改变就是，来自北方的军事压力大大减小，甚至可以说，在新的边防体系构成后，契丹已无法对大汉朝造成太大的威胁。
最主要的，还在于辽国本身的情况，不容乐观。汉辽大战所造成的创伤，可是刻骨铭心，时至如今，辽国仍未从中缓过劲儿来。
虽然在辽国君臣的努力下，也奉行休养生息之策，发展生产，但大量精壮人口的损失，根本不是短时间内能够得到恢复的。
在对外，辽国采取收缩势力的做法，尤其与大汉接壤的地区，更是严禁牧民南下游牧，尽量与大汉保持着安全距离。
大汉山阳的驻军，时不时地遣轻骑北上，巡察长城内外，趾高气昂，展示军威。但在民间，在双方上层的默许之下，汉胡之间的贸易却得到了重新发展，并日趋繁荣，并且在乾祐十四年就恢复到了大战前一年的规模。
大汉这边，是一举两得，既有政治意义，也有经济收益。来自草原的牛羊马驼，给重建的山阳提供了足够多的畜力，并且大利财税。辽国这边，也通过交易，获取了来自大汉的盐茶酒粮布陶瓷器等物资，这也是饱受战争影响的辽国十分稀缺的。
当然，在贸易之中，辽国普通的部民的生存状态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善，生计仍旧困苦，虽然是游牧国度，但是牲畜也不是无限的，其牧养也是需要时间，需要良好的游牧环境。
但不管如何，在双方都秉持着和谐发展的情况下，北方局势，还算安宁，虽然偶有冲突，但无碍大局。
不过，战后汉辽之间的关系，还是处于敌对的紧张状态，虽然只是表面现象。大汉无意北伐，契丹则无力纷争，只是在大汉手中吃了那么大的亏，为了安抚国内情绪，也需要通过树立这么一个强敌，用以凝聚人心，缓和国内矛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