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并不是一场致力于和谐稳定的政治出击，相反，因为朝廷强硬乃至粗暴的行动，引起了大量动乱。那一串串数字怎么来的，就是因为感受到了地方的反弹，反抗地越激烈，朝廷镇压地也就更加不留情，因为这恰恰证明了朝廷的担忧，过去对两广的统治是不牢靠的。
有长达两年的时间，两广对外的交通断绝，在得到中枢授权之后，两广地区，关起门来，清扫庭院炉灶，两年之后，方才重新开门迎客。
当然，发生在两广的这场动乱，其声势并没闹起来，与当年的吴越大叛乱无法相比，同当初的川蜀之乱更难相提并论，从头到尾，都被限制地死死的，官府的准备太充分了，手段也足够强力。
相比之下，还是当地的蛮族，与那些“叛逆”份子勾结起来，造成了不小破坏，这也是当地驻军的重点打击对象。
对于两广地区而言，这三年间，发生了一场社会性的大变革，沿袭于南粤时期的权力、财富结构，被大汉朝廷从外部彻底摧毁，那是翻天覆地般的变化。
然而，真要说有什么变化，其实并没有。大量的旧官旧吏被打倒了，又有源源不断的新人接替，旧的地主豪强被清算了，新一批的势力也在重新酝酿，区别只在于，除了上层人士在吃肉喝汤之外，大量底层百姓也分到了一些残羹冷炙，比如土地。
但是，如果从加强朝廷对两广地区统治的角度来说，目标是达到了的，至少在过去的三年中，两广的行政效率空前提高，上情下达，没有丝毫滞涩与拖延，新的利益获得者，也更加靠近朝廷，更受掌控。
至少，朝堂诸公们是这样感觉的，刘皇帝也觉得此前笼罩在两广上空的那层迷雾消散了，仿佛见到了一片崭新的澄澈天地。
但不得不说的是，发生在岭南的动荡，对两广的打击异常巨大，尤其以广州府为中心的的经济发达地区，因为政治运动，导致经济上的严重衰退。
陆路上的商道被断绝了近两年，而大量走海路的外蕃、海商，也因为畏惧、迟疑，而选择过港不入，多走几百上千里，到福建、两浙去经商，无他，只因为那边更安定。
对于两广的实际情况，朝廷自然也有所了解，因此，当秦再雄于广西将最后一股敢于对抗的蛮叛消灭之后，对于整个岭南的恢复发展，也提上了日程。
就从人事调整开始，钟谟被调离广东，进京主管宣慰司，这个南臣，通过多年踏实肯干的忠臣表现，身上“降臣”的标签早就摘掉了，进京担任实权部司的一把手，也算一种盖棺定论式的肯定与接纳。
范旻留了下来，这个范质的儿子，确实是个干才，能治民，能平乱，官声口碑还不错，得知其表现，刘皇帝很是赞许。
因为当年曾担任过邕州知州，刘皇帝直接点将，又把他调回广西，担任广西布政使。而广东的政务，则由宰臣王溥外放主持。
田钦祚也被调走了，并且是飞调，被派去东北，担任海东巡检使，主持对渤海故地的进讨与剿灭，这种事情，很适合他。
此人在朝中的名声已经坏得差不多了，就因为好杀、滥杀，当初在安南之时也就罢了，没人会同情那些土著，把他们当人看。
但广东不一样啊，这里的可都是国人，其手段一样不改，在指挥麾下兵马，进行逮捕、戡乱的过程中，除了杀，就没有一点其他更灵活的处置手段，说他是个刽子手，是一点不冤枉他，广东地区矛盾的激化也有他一份“功劳”。
不只好杀，还有些贪财，趁着机会，在广东可是官囊鼓鼓。因此，在田钦祚任广东都指挥使的三年间，针对他的弹劾就一直没断过。
一直到两广事情进入收尾阶段了，刘皇帝方才有一个明确的态度，调往东北就是结果。比起温暖富庶的广州，那什么渤海故地、海东盛国，完全就是穷僻苦寒、原始不毛之地，周遭都是未开化的野蛮人，可谓是贬斥了。
但是，田钦祚大概也知道，自己过去的作为有些过分，比起言官们奏章上的“罪大恶极”，这样的调动，可是十分宽容了。
因此，虽然有些郁闷，但还是感激涕零地北上赴任，更何况，在广东“赚取”的财富，朝廷也没有清算的意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