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思想在这个时代属于划时代，但在姜星火前世的明末却有个专属的学术名词。
——气一元论！
而在姜星火手里，就是“物质一元世界论”。
但是“气”这个概念，在儒家的理论结构里，还不完全等同于物质。
“气一元论”给程朱理学带来的巨大破坏作用，几乎在下一瞬间，就被众位大儒所意识到了。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之前所谓的“君子正阳气、小人阴邪气”，并不是单纯的无知，而是这里还涉及到了一个重要的理学基础架构，那就是人性到底是什么？是善还是恶，还是非善非恶，从孟子以来，就一直没有定论，直到张载第一次提出“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的区别，人性问题的争论才告一段落。
而张载的人性论在宋明理学是一个非常大的理论突破。
就是因为张载把“太虚即气”的观点，延伸到了人与万物都源于天地之气，因此人性通于天性，天地之性是纯粹的，自从鸿蒙开辟，才有阴阳五行的差别，而气质之性善恶混杂，是有个体差异的，与父母的遗传、地理环境、社会条件都有关系。
也就是说“形而后有气质之性，善反之则天地之性存焉，故气质之性，君子弗性焉”。
可是现在一旦“气”被证实成为细胞，那么固然也可以用遗传因素这些来解释人性，可最关键的“人性通于天性”就解释不通了。
“人性通于天性”解释不通的后果是什么？那就是程朱理学构建的人欲与天理之间的绝对对立关系，失去了跟脚逻辑。
张载说人性通于天性，天地之性是纯粹的善，但实际上天地真的是如此吗？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
在世界规律面前，一切都是平等的。
“天地之性”其实就是程朱理学推崇的伦理道德，是为了给儒家伦理道德寻找一个超越性的、先验性的支撑。
文丞相的那句“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是怎么来的？就是来自于这套理论。
而“气一元论”，杀伤的不仅是所谓的正气、邪气，更是天理和人欲之间的必然逻辑。
直到这时，杨士奇才明白，姜星火打算怎么破解“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绝杀。
可惜，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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