谥号始于西周，是指社会地位相对较高的人物死后，后人按其生平事迹进行评定，给出或褒或贬的文字，字数从一到二十余字不等。
至汉代，三公和侯爵才有资格获得谥号。唐时，范围已经扩大到：职官三品以上和散官二品以上。
到了明朝，由于文人阶层的广谥泛滥，而今谥号已经不再设门槛，完全取决于帝王或朝廷的愿意。
宋时最高的谥号是忠献，这是北宋开国第一功臣赵普的谥号，故而文臣所追求的谥号是“文献”。
只是文官集团中出了一个不成器的东西——秦桧，虽然秦桧的谥号后来改为“谬丑”，但终究还是“赃”了。
到了本朝，武将的最高谥号还是延用忠武，但文臣最高谥号是文正，故而很多文人的理想是“生晋太傅，死谥文正”。
文正实则是文贞，宋时为了避宋仁宗赵祯的名讳而改为“文正”，而这个谥号之所以能取代文献上位，最大的功劳者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
在现在的史学家看来，“先儒论宋朝人物，以范仲淹为第一”，却是认为宋朝的败亡源于皇帝不坚持任由范仲淹推行新政。
只是明朝开国最有分量的两位文臣宋濂和李善长均受牵连于胡惟庸案，宋濂被流放，李善长被斩，故而连谥号都没有。
由于前面两位都没有文正的谥号，后面的文官自然不好再用这个谥号，即便杨士奇亦是得到“文贞”的谥号。
至于为何文贞又能用了呢？总不能真用宋朝的尚方宝剑斩明朝的官吧！
只是朱骥为于谦请谥号“文正”，还要配享太庙。倒不是说于谦不配“文正”，但这个请求出自朱骥之口却是不太合适。
不说大明建国从未有出现过如此之高的谥号，且这个事情亦不该由朱骥这个女婿提出来，容易让事情变质。
“该给于少保什么样的谥号，朕自会思量，此事无须你来费心！”朱祐樘已经懒得打开奏疏，显得有所不悦地道。
朱骥知道自己是冒犯了朱祐樘，当即匍匐在地解释道：“臣只是想要表态臣之所愿，还请陛下恕罪！”
朱祐樘不好因这点小事发作，便轻轻地动了动手指。
刘瑾看到朱祐樘是要离开的意思，当即催促队伍朝西华门而入。
“请陛下厚赐功臣！”朱骥看着朱祐樘离开，当即再度进行请愿道。
朱祐樘的眉头微微蹙起，心中顿时感到一种不快，同时亦是暗自头疼。
其实他要面对的不仅仅是于谦的谥号问题，而且还得为石亨平反。
跟于谦背靠文官集团不同，石亨虽然是武勋，但终究没有底蕴，却是由地方靠着军功上位的武将。
石彪的谋反案，无疑是有心之人要扳倒石亨而栽赃。
虽然他无法完全代入这个时代武将的思维，但自己真要谋反的话，更多是考虑该如何实施，如何培养自己的选择班底，而不是早早准备一件没有用处的龙袍。
从石彪的儿子最后仅仅被贬为庶民来看，足以说明石彪谋反的事情当不得真，起码英宗就并不认为是一场谋反。
朱祐樘知道后世人认为于谦是拯救大明王朝的第一功臣，为大明王朝续命了二百年，凭他在北京保卫战的功绩自然能够追封文武和配享太庙。
虽然不能否认于谦的功绩，但在那场北京守卫城中，真正关键还有石亨这种悍将，还有那帮甘于牺牲的军人。
现在抬举于谦确实有利于文官集团效忠，但历史早已经证明文官集团其实是一帮跪臣，当年之所以全力守着北京城恐怕还是出于自身利益出发。
虽然有刚刚进入官场的徐珵、刘定之等人提议南迁，但一帮重臣的家财在京城，一帮武勋更是盘踞京城百年，哪怕孙太后的家族都在山东，这些人焉有不守北京城之理？
当年崇祯为何迁不了都，虽然跟崇祯优柔寡断的性格有关，但文官集团和武将集团的利益早已经跟北京城绑定。
正是如此，即便北京城守卫战是为大明王朝续命了二百年，但未尝不是文官集团的一个保护财产的自卫行动呢？
像岳飞北伐固然最终失败，但人家的口号是“迎回二帝”，结果明朝坐拥百万雄师的功臣们，面对兵力仅有七万的也先竟然不管不顾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