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执法局把地主的田拿走，支付补偿给地主的土地价格，其标准，则定为耕地上全年作物收获量（按近三年收成的年平均量）的二点五倍的价值。
正好等于受领公地农民向行政执法局缴纳的购买金，只不过农民是十年分期缴纳，反正土地经过行政执法局的手，倒换给了农民。
补偿地主的形式是两种：土地债券占七成，公营企业的股票三成，搭配补偿。
土地债券是起点城所属的帝国银行发售的第一种债券，年利率为百分之八，十年期还本付息。
此利率高于帝国银行百分之六的十年期存款利率，因帝国银行业务扩大，存款量激增，利率已经下调。
所谓的公营企业股票，即王越名下的江南地区几家大型厂矿企业股份：上海钢铁厂、上海发电厂、江南造船厂、上海水泥公司、上海纺织厂、马鞍山钢铁公司，南京纸业等等。
这些厂矿企业的一半股份将用于置换地主们手中的土地，顺便的对这些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可谓一举两得。
推进私营经济，使工业化得到扩散，改造地主成为民营工商业者，王越可谓用心良苦。
地主们的土地也不一定都是通过强取豪夺而来的，“耕者有其田”运动算的上一场公平公正的和平土改。
但是《实施耕者有其田条例细则》一经发布，整个江南的地主终于爆发了。
“断子绝孙的王扒皮！”
“王扒皮想让我们倾家荡产，老子就和你拼了这条老命！”
“这日子没法儿过了，王扒皮不得好死呀！”
“……！”
王越认为温和的土改手段，却引来了江南地区的急剧动荡。
几千年封建社会的惯性是强大的，王越乱入大明也不过九年而已，社会观念的改变其实尚未成熟。
这种在后世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土改方式，放在明末的大环境下，这个弯子转的依然很急，尤其是这个政令还不是出自朝廷之手。
王越这几年在江南地区强势推行改革，的确震慑了许多人，地主豪强们确实被压制的不敢出声，但是《实施耕者有其田条例细则》，从内容上看，地主们将失去祖祖辈辈传下来的土地，对他们来说无疑是天都要塌了。
债券？股票？在地主们眼里，不过是一些花花绿绿的纸片子，根本不认。
“司令，江南地区的动静很大呀。”军事调查局局长谷秀全向王越汇报道：“不但是各地地主以及南京的勋贵们，还有朝堂上的不少官员正在叫嚣着要将天策军打入叛军。
据我军事调查局秘密侦查，在南京以南京兵部尚书吕维祺、忻城伯赵之龙、魏国公徐弘基、诚意伯刘孔昭等为首的一干人正在蠢蠢欲动，南京京营也准备再次扩军三万人。
另外，兵部尚书吕维祺也以南京兵部的名义向各府发出公文，号召江南士绅出钱出力，共度时艰，得到了江南的士绅地主们的积极响应。
司令，如果我们再不采取果断措施，江南就要出大乱子了。”
自天策军在南京周边进行联合军演后，南京的勋贵们终于感觉到了彻骨的威胁。
为此这些原本各怀鬼胎的勋贵们竟然联合起来，对南京京营进行了大力扩充。
原先被天策军消化吸收，已降至一万余兵力的南京四十二卫和南直隶外四十六卫等卫所，只用了三年多的时间，兵力猛增至八万五千多人。
南京京营在册人数应为十三万五千人，勋贵们只不过是填补以前的窟窿罢了。
为此，南京的勋贵们可谓砸锅卖铁，因为南京京营扩军的资金正是来源于他们。
其实说砸锅卖铁有点言过其实，勋贵们不过是将吃到嘴里的空饷吐出来罢了。
为了加强南京京营的武备，南京兵部尚书吕维祺和忻城伯赵之龙派人多次前往澳门，从葡萄牙人手中购置佛郎机炮三十门，其他口径火炮一百余门，火绳枪五千余支。
又通过朝廷军械局的渠道，搞来了朝廷新军所装备的火炮三十门，新式火枪两万余支。
再通过走私渠道从倭国购置三七式火炮二十门，三七式火枪五千余支。
倭国三分天下之后，虽然都与王越签署了卖国协议，但三方依然攻伐不断。在王越刻意安排下，三方实力趋于平衡，因此这三国成为起点城军火的长期买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