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然，梁王对这张百户也是颇为的忌惮，语气很是客气。而张百户对他，看似客气，实则却也是不怎么瞧得起。
这些，从语气上也听的分明，不过梁王也是有心计的，却是并不动怒。
其实京城里面的这些皇子王爷，可不是每个都像福王日子过得那般舒坦的。
他们已经成年了，若是还留在皇宫之中，岂不是有秽乱后宫的嫌疑？历史上这等事儿可是不老少，别的不说，国朝初期闹得沸沸扬扬的潭王朱梓自*焚一事，其个中缘由，便是值得深究。
潭王梓乃是太祖朱元璋的第八子，朱梓这些兄弟，给收拾了的不少，却都是在洪武帝死后被建文帝给收拾的，而在洪武朝不得善终的，却是只有朱梓一个。
朱梓洪武三年受封潭王，十八年就藩长沙。
史书记载‘梓英敏好学，善属文。尝召府中儒臣，设醴赋诗，亲品其高下，赉以金币。妃于氏，都督显女也。显子琥，初为宁夏指挥。二十三年坐胡惟庸党，显与琥俱坐诛。梓不自安。帝遣使慰谕，且召入见。梓大惧，与妃俱焚死。无子，除其封。’
也就是说，朱梓是因为自己的小舅子于琥被牵扯进胡惟庸谋反一案，又有皇帝的特使前来招其进京。生怕父皇治罪，因此给吓得自*焚而死的。
这是《明太祖实录》和《明史》对朱梓一生的记载，然则若是仔细推敲。就可发现这一记载存在着极大的问题。
首先，朱元璋对儿子虽然要求十分严格，但俗话说得好。“虎毒不食子”，他对儿子的为非作歹至多就是警告一下。明朝初年诸王飞扬跋扈，也是因为此，甚至三子晋王准备谋反，朱元璋都原谅了他。这样看来，即使朱梓岳父一家真的追随胡惟庸谋反，他受株连的可能性也不大。作为朱元璋的爱子，这一点朱梓应该清楚。他身后的退路依然宽广。根本没必要合家自*焚。
其次，朱梓之死很难与胡惟庸案联系起来。朱梓的岳父于显在洪武二十年就已病逝。他被列名胡党是因其子宁夏卫指挥于琥的缘故。于琥被卷入胡案是因为受到了一个叫封绩的人的攀援。据朱元璋为胡惟庸案发布的《奸党昭示录》称，封绩是一个被谪至南海居住的罪犯，曾上书揭发胡惟庸专权。胡得知后威胁他说：“你今犯死罪，若去北边走一趟，便饶你不死。”封绩同意后，胡惟庸便把他送到宁夏耿指挥、于指挥即于琥等处。由他们引导出境与北元勾结。
这里的记载显然不足凭信，胡惟庸要干谋叛这种株连九族的事，派什么人去联络不行，偏要派一个反对他的人。而且时间也是根本对不上，胡惟庸死后。封绩又被李善长长期包庇。封绩案发之时就是李善长案发之时，于琥被归入胡党是在李善长案发后开始的。李善长案发生在洪武二十三年五月，且此案系从李善长及吉安候陆仲亨、平凉候费聚等高官显贵抓起，顺藤摸瓜，由大及小，于琥仅是一个指挥，只不过是一个小喽罗，不可能被首先处死而打草惊蛇。朱梓**在四月初一，他听到于琥案发应在三月，但实际上于琥此时仍安然无恙。
由此也可知，明朝史臣将朱梓之死和于琥被卷入胡党案两件风马牛不相及的事生拉硬扯在了一起，他们的目的无非是掩盖某些见不得人的事实。
因此就有了另外一种解释，朱梓的生母阇妃原是陈友谅之妾。陈友谅失败后，她被朱元璋收纳，朱元璋对此并不避讳，他在自撰的《大诰》中曾提及此事。他说：“朕在天下尚未平定时，攻城略地，与群雄并驱十四年，在军中从未妄夺一妇人女子。唯有攻下武昌以后，因恼怒陈友谅屡屡起兵相犯，故夺其妾而归。”朱元璋掠夺陈友谅之妾有很强的报复心理，想必被掠者受宠爱的可能性不大，他对朱元璋有忌恨之心也在情理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