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斗争之情形虽从古至今一直都在上演，早已司空见字真要予以学理化解释却是极难。因为政治有无数种解释与定义，斗争也有无数种说法和评价，两者结合起来更是难上加难。但素来大难之词通常又有极易的解释法——“打倒敌人，保全自己”八个字虽然粗浅，却也鲜明地概括了政治斗争的实质。
这其中，“打倒敌人”是手段，“保全自己”便是目的。岑春煊经过丁末大参案的洗礼，得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答案——只有目的得到保全，手段的实施与否才具有意义。倘若目的没有达到，手段即使一时得逞不过是虚幻一场罢了。丁末政潮中，他太执著于打倒对手这个手段，忽略了相应目的，现在想来那时被贬出京当真是一点都不冤枉。若不是皇帝圣明，哪有重新启用的可能？
是故他对这事一直耿耿于怀，即便表面上偃旗息鼓，绝口不提旧事如何，心底的那份宿怨却从未消退，只有日甚一日的积累与孕育，更何况皇帝虽未曾明言，但心思却已昭然若揭，庆王系终究要全面打倒，所谋者无非是一个时机，他岑春煊也等待着——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林广宇用来进行政治斗争的办法，却是最简便的办法——拉一派打一派。维新元年以来，皇帝先以载泽、盛宣怀为倚仗，以津浦铁路案和直隶财政清查案为突破口打倒杨家兄弟集团；再以那桐、郑观应为胜负手，利用招商局案和沪宁铁路案打倒盛宣怀集团；现在大事平息，地方束手。斗争矛头自然又要转回朝堂而来。
当日王商利用岑春煊的两份弹劾条陈硬让那桐和载洵两人出了10万银子的血。可那只是小惩，更多地是稳定人心、避免朝堂倾轧地障眼法，皇帝现在地位巩固。大政迭次推行，其地位与威信早已不如刚亲政时一般战战兢兢，其手法也就没那么简单了。
林广宇的个中用意岑春煊看得十分明白，重新起复也好，专掌监察大权也罢，都是皇帝用于驾驭臣下、执掌朝政。分化、瓦解、平衡的手段之一，所谓帝王之术大抵就是如此。可即便熟知，他亦甘心为上位者所用，“臣岑春煊就是皇上跟前地一条狗，让我咬谁我便咬谁”的言语虽然粗鄙，却也鲜明地点出了实质。现在皇帝既有倒庆之意流露，岂能不“春江水暖鸭先知”？
——倒庆必先倒那！这是岑春煊拟定的斗争方针，重新起复以来。他一直隐忍不发，甚至还专程上门赔罪，解释“误会”，但暗地里丝毫不曾放松。一有空闲便准备各项材料，准备予以雷霆一击。
奕劻树大根深。急切间难以动摇，他拟先从外围开始动手。陈璧一倒，不惟奕劻的心腹手下少了一个，连带着众人对于奕劻的指望也减弱了七、八分——试想，陈璧为大佬鞍前马后许多年，下台之际大佬不但没有力保，反轻易将其当成弃子打发，纯以那桐继任为满足。
表面上看庆王阵营并未损失，无非是去一不中用之人，位置反倒留了下来，但却寒了所有边缘党羽之心——大佬今日能如此对待陈璧，轻易舍弃，将来自己万一有事，也难以指望援手。除了那些执迷不悟、铁心要跟着奕劻走的，其余边缘人物自觉不自觉地开始与之保持距离。这种微妙地时机与气氛，真是倒那的好时机。
更何况那桐不仅有把柄在岑春煊手上，而且在朝臣中亦成为众矢之的。出任邮传部尚书不过短短几月，那桐非但没有汲取陈璧的教训，反而丝毫不知收敛，愈发得意忘形、恣意妄为。总以为自己倒盛有功，现在天下第一肥缺在手，路、轮、电、邮四大权在握，银钱尽可滚滚而来，早将谨慎小心四字丢到爪哇国去。大肆受贿纳赃，连表面上的掩饰都干脆不做了，平日办公只知道听取梁士的意见，连一点主意都拿捏不定，一有空暇便与一班京剧票友鬼混，办事能力与盛宣怀差得老远，其腐朽程度比起盛来更有过之而无不及，邮传部内部早已议论纷纷，只是碍于梁士等人的面子，只敢私底下摇头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