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中宵道：“哪个告诉你的这些胡言乱语！你们是马蒙庄客，与他是同居共财之人，若有小犯则亲人相隐，知情不报官府亦不治罪。可人命官司，又作别论。我给你说，马蒙这厮牵扯数桩人命官司，你们早早首告，还可置身事外。如若不然，一日事发，说不得连自家性命也搭进去。”
贝二郎听杜中宵说的与自己先前想的不一样，一时不说话，低着头在那里不知想什么。
此时的主仆制度正在变革之中，法律上也比较混乱，地方官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刑统沿用的是唐律，以奴告主除谋逆等重罪是违法行为，为法不容。但雇佣奴婢本是良人，这律条并不适用，真正适用的是家人相隐。即奴婢与主人在法律上视为一家人，亲亲相隐，不告发不视为窝藏等罪。
杜中宵考进士的时候死背书本，出来做官还是按着以前习惯，熟记法律条文。奴告主怎么处置现在并没有明文，只有大理寺等做出的几个判例，使用亲亲相隐，主尊奴卑的原则。这个原则与杜中宵前世的观念差别大太，他记得特别精楚，怎么会被贝二郎说的搞混掉。
良人以文契雇给别人为奴，则在期限内便是主人家庭中的一员，主人为当然的家长。反过来，在这个期限内，则与原来的亲人不再是一家人。甚至是夫妻，如果妻子雇给人家，就成了主人的家人，跟丈夫不再是一家。这跟杜中宵前世的观念迥然不同，他有时候甚至想，一个女仆在雇佣期间，如果再跟丈夫睡觉，是不是男女奸情。可惜他没见过这种案例，想来是没有人计较，不然法律上有得争吵。最起码的，女佣的身体是不是雇佣的一部分，会扯出无数口水。还有马蒙庄上这种全家为佣的，更加复杂。
见贝二郎沉默不语，杜中宵道：“你说你是马蒙庄客，可有文契？”
贝二郎道：“要什么文契，我父母都在马家为佣，我自我也是。”
杜中宵摇了摇头：“何其糊涂！没有文契，便是良人，你怎么就任人指使？你父母是你父母，你是你，不相干的。你既然没有文契，何来以奴告主一说！”
贝二郎怔了一会才道：“原来我不是马蒙那厮的奴仆？那他前两日还打我‘纸馄饨’呢！”
杜中宵觉得稀奇，问了什么是“纸馄饨”，知道原来是包了纸的木棒，摇头道：“没想到这厮还么自设刑，你们就任他打么？特别是你，本是良人，就让他白打了？”
贝二郎直觉得自己冤枉透顶，没想到自己与马蒙没有主仆关系，白白挨了顿打。
这个年代的主仆关系非常混乱，法律本身就在变，民间又有前朝延续下来的习惯，很多事情都不清不楚。官府断案，有时候也灵活处理，看官员的心情。
看贝二郎一副吃了苍蝇的样子，杜中宵心中暗笑。从这个小节可以看出，马蒙庄上的庄客，真正法律手续完备的只怕没有多少。只要有缝隙，杜中宵就可以把这块铁板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