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四川作为南方试点，这是朱高煦深思熟虑后决定的，因此面对蹇义的询问，朱高煦也解释道：
“我翻阅古籍，四川人口从南宋巅峰时期的一千三百余万，骤降到蒙元一统后的五十余万。”
“明夏时期四川稳定恢复到七十五万，之后又被朝廷接手，历经二十二年时间才恢复到一百四十六万口。”
“虽说眼下还没有清查人口，但按照过去的增长速度来看，现在恐怕已经恢复到了二百万口。”
“至于耕地，南宋巅峰时期，四川的耕地在二千二百余万亩左右，而洪武二十四年所写为一千零七万亩，实际恐怕不下一千二百余万。”
朱高煦先说了四川的人口和耕地情况，然后才说起四川的新政问题。
“我准备让曹国公将贵州宣慰司等地的百姓迁移至四川，充实四川人口，并在四川大开官学，对四川的吏治进行改革。”
“以四川之口数，最少需要五千名吏员和六百名官员才能处理好政务，并且能将田亩丈量，取消杂项，施行十税一的田赋与商税，降低百姓负担。”
“除此之外，贵州宣慰司及四川东南的长江以南部分地方也要划归贵州，以减轻四川行政压力。”
“这些做好之后，四川也应该开办义务官学，只收取书本费，不收学杂费，免费为学子提供一顿午饭。”
“我想，这些东西都是能降低四川百姓负担的政策，如果由你这个四川人操持，那四川百姓的接受程度也会高些。”
“况且，四川的乡绅富户势力不大，无法与朝廷对抗，四川的新政会比山东施行的更快更好。”
朱高煦说完了自己想说的一切，蹇义全程听完，不得不佩服朱高煦对四川的古今了解。
作为吏部左侍郎，山东新政他自然一直在关注，同时也看到了许多好处。
不得不说，提升吏员待遇确实增加了开支，可官派吏员也减少了贪腐案例。
大明在洪武年间虽然田赋定额三千万石，可实际上百姓承担的却是四千万、五千万乃至六千万石。
因为胥吏的素质参差不齐，因此他们发明的“淋尖踢斛”可以说坑害了无数百姓。
这种情况不止是大明存在，而是历朝历代都存在。
自古而今，许多皇帝只看纸面收税，觉得自己不过每亩收二三十斤米，怎么就会让百姓活不下去，揭竿而起。
可实际上，他们收的这二三十斤米，是下面那群胥吏盘剥吃饱过后的残余，二三十斤米的背后可能是五六十斤，乃至上百斤的税收。
土地兼并其实并不可怕，交不上税才可怕。
地主雇佣佃户也并不是那么黑暗，大部分地主还是知道体恤佃户的，因为他们知道只有这样才能长久。
不过对于胥吏来说，大地主他们惹不起，那就只有去盘剥中小地主和富农。
在胥吏的盘剥下，当这群中产被慢盘剥灭亡，那连带的大量佃户也失去了活路。
土地撂荒、揭竿而起就是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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