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基建是一种手段，还有官营贷款则是第二种手段。”
“不过这第二种手段若是玩不好，那便会发展成为如两宋官营高利贷一样的恶政，所以需谨慎。”
朱高煦所说的是北宋神宗时期王安石新政下推行的“市易法”，所谓市易法就是以略低于高利贷的利息向商户们提供贷款，商户们则以房屋之类的固定资产作为抵押。
不提市易法的高额利息，这项政策本来是一项让钱流通起来，发展经济的好政策。
结果，官员们为了完成工作任务，强迫辖下商户贷款，有需要得贷，没需要也得贷，朝廷因此收获了一堆烂账。
尽管神宗一度允许商人们将还款期限延长三年，按月还贷，但经历熙丰变法折腾后的开封城百业萧条，无论如何法外开恩，商户们都没有能力按时还钱给朝廷，所以才又有了宋哲宗年间的“大拘掠”。
所谓“大拘掠”，也就是财产大清查和收入大管控，而清查管控的对象，就是那些欠了朝廷贷款的商户。
这次行动中，不管大户小户，一概没收房屋，接管收入，直到他们将欠朝廷的钱连本带利还上。
当然，朝廷是“仁慈”的，特许小户“拘掠一半”，只按欠款的半数进行管控资产和收入。
这件事被谏议大夫梁焘得知后，他紧急上奏劝阻。
他认为把百姓每天的收入都拘掠到朝廷手里，不足的部分再勒索滞纳金，这是在断他们的生计，最后一定是百姓破产，朝廷也收不回欠款，谁也没好处。
也许是觉得上面这些道理还不足以说服朝廷，梁焘又站在朝廷的立场，以“贴黄”的形式从利益角度出发，对奏章内容做了一番补充。
不过这份贴黄的补充，就涉及到了北宋朝廷对天下吸血的手段了。
从这份贴黄中，朱高煦也吸取了不少从对付百官和富户的手段。
这其中内容大概是朝廷是高度优待京师之民，平常日子不怎么骚扰他们，所以京师之中能发育出数百家大姓。
若是遭遇战事，急需钱用，朝廷则可以将数十家大姓弄过来，一天之内就筹足了军费筹。
朝廷养着这些京师之民，平日不动他们，正是为了让他们在这种时候派上用途。
现在朝廷应该好好爱养这些因变法而遍体鳞伤的京师之民，如此再过个一二十年，他们又可以发育成若干大姓，可供朝廷在紧急之时取用。
这份拿“祖宗之法”说事的黄贴，实际上是在劝告朝廷，不要光想着吸血，也得注意造血和养猪。
血造多了，猪养肥了，到了关键时刻再吸血、再宰杀，才能实现利益最大化。
有意无意之中，梁焘道破了宋都开封本质。
在北宋治下，开封城富丽繁华了一百六十余年，但这种富丽繁华，并不是自由生长的结果，而是皇权疯狂吸血和官僚消费的产物。
开封是一座没有产业的城市，它几乎完全依赖“官吏兵卒消费”来维持运转。
这一点，朱高煦是在来到大明后，闲暇时翻阅北宋的《东京梦华录》所看到的。
在书中所描述的开封，虽然有着各式各样让人眼花缭乱的奢侈消费，但几乎没提到任何其他产业。
奢侈消费的群体，也是一群吃朝廷财政饭的群体。
倘若这群群体集体撤离，那开封的富丽繁华就会瞬间崩塌，整座城市也会瞬间失去活力归于死寂。
也就是说，宋都开封是一座纯消费城市，它的活力源头是权力集团的极尽奢靡，它的繁华背后是全国税赋源源不断地输入。
为了维持这种奢靡与繁华，权力集团在北宋全境长期实施高强度汲取。
即便在号称仁治的宋仁宗时代，也是民生凋敝，不堪重负。
官员陈舜俞就在奏折里公开批评仁宗朝的施政，说它“取民之财可谓悉矣”，用尽了所有盘剥百姓的手段。
在这样的吸血游戏里，宋都开封的百年繁华，不过是一场畸形的消费盛宴。
正因如此，士大夫才会无比怀念这个时代，至于升斗小民，不过是被身丁钱逼到溺死自家孩子的耗材罢了。
北宋用来对付天下人的手段，朱高煦并不会用来对付天下人，因为时代是向前的，每一代人和每一代人对生活的标准也有所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