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维持各级官府越来越大的各项开支，只要地方官府能把朝廷额派田赋交齐，那朝廷往往会对加耗予以默认，甚至出台规定各省直相应的加耗比例。
比如浙江每粮一石加耗七斗，一石等于十斗，等于百姓要交一石七斗，多出太多负担。
看完这些，朱高煦只觉得有些棘手，因为他清楚这些只是表面，实际上百姓在缴纳赋税的时候，还容易遭遇到各种官府衙役的为难。
在朱高煦了解的明代官府手段中，甚至为了征收贪墨更多粮食，创造出了一个“淋尖踢斛”的名词。
所谓“淋尖踢斛”，是指老百姓交纳粮食时，官府用大斛做量器，为了多收米谷，会把米谷在斛中堆起成尖，接着便由仓斗官吏踢上几脚，踢完后还必须要求余下的粮食符合征收要求。
其实这是非常有技术性、专业性的一项工作，普通人干不来。
这溢出来的谷物，据说是弥补储存和运输过程中损耗用的，不许纳粮人扫回去，其实一向都由官府留下，按职务高低、亲疏关系等私分了，或者充为基层官府的公费。
别小看这么几踢，按正统年间户部的估算，这一份“尖米”，与“正收”的比例，起码是每石要占四五升之多。
到了成化年间整顿财政，倡廉反腐，户部颁布标准，将“尖米”打入“正收”。
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基层官府在具体操作时，又来个“尖上加尖”。
整个明代，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加耗比例越来越大，淋尖踢斛的操作永不过时。
正统十二年的时候，吏部官员陈伦的奏疏就说过，洪武时，夏秋二税都只需要交正耗，后来因为要运至北京，每石加耗二三斗，再后来就增加到六七斗以上了。
地方官府征收的时候又摊派索取各种费用，还全部按照淋尖踢斛的办法征收，如果按照额定的正税计算，实际征税已经是额定的两倍多了。
奏疏下户部商议后，户部建议规定各省的加耗比例，并重申只有正粮用尖斛，加耗粮要用平斛，但各地官府却并没有告知百姓，所以请求朝廷榜示百姓。
最后明英宗却并没有同意，说明他是清楚知道地方官府是如何加倍盘剥百姓的，但却认可这种做法。
当时收粮的仓斗级役吏，一般用各卫精壮军人，这差使很多还是出钱买来的，来办差就是为了再赚一笔，而各府、州、县官也通同粮里长作弊，竭尽可能地盘剥老百姓。
他们征了百姓二石粮，却只给朝廷一石，到最后骂名却由朝廷来背。
这种现象除了在洪武年间被整治，其余时间无不如秋后蚂蚱，越蹦越高。
哪怕如今，朱允炆仅当了两年皇帝，地方上的官员就已经开始吃的脑满肠肥了……
“还是得培养足够多的基层官员，决不能继续依靠胥吏和地方乡绅了，另外币制更替也得加快。”
看完了户部的文册，朱高煦揉了揉有些发胀的太阳穴。
他简单算了算，以当下大明耕地约四亿亩来算，即便每亩亩产只能达到一石，可只要能收上来十税一，朝廷就可以从耕地之中获得近四千万石的粮食。
可是只要是粮食，就会有“淋尖踢斛”这种事情发生。
这种事情发生的原因是因为底层胥吏和官府贪官狼狈为奸，以公谋私所致。
这种事情不管怎么换人，还是会发生。
如果想要尽量避免，就应该从实物税改变。
另外，户部定下的摊派也有很大问题，各省的摊派朱高煦仔细看过，山西定的太高，浙江、江西定的太低。
但是加税确实不可取，因为户部分“上、中、下”三户这个步骤有太多可人为干涉的情况了。
户部这么分，是因为地方官府确实流官不够，只能让出一部分利益给地方胥吏，使用他们在地方权力来收税的同时，也便宜便宜他们。
不过，朱高煦不打算便宜这群人，他打算花十几年时间，一点点的耕耘地方税收，并且一点点拔出胥吏系统。
大明六千万百姓，只要能维持三十万人的基层班子，实际上就能控制好大明。
这三十万的班子，朱高煦已经凑出十分之一了，现在他要做的就是继续等待，然后加大力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