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们看来，自己脑袋悬在裤腰带上，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死了，拿点好处有什么的。
就是这种思想，让他们和渤海军成为了两种时代的代表。
朱高煦推行的是兵卒一定要接受教育，哪怕付出代价也要如此。
接受教育的兵卒，尤其是军事教育的兵卒是十分可贵的，就如眼下的老渤海军。
老渤海军可以接受丈量田亩、简单绘图、登记造册等曾经胥吏才能做的事情。
一旦要扩军，四万老渤海军可以立马扩编为四十万人，而且他们所带出的兵卒，纪律必然要比南军要好上那么一些。
这四万老渤海军，便是朱高煦日后掌握大明军队的底气，而渤海的三万多学子，则是朱高煦掌握江南经济的底气。
当然，三万学子想要掌握直隶、江西、浙江三千万人的经济和税收未免太过困难，所以朱高煦还需要在关外不断培养学子。
如果他有十万关外学子，他就敢给他们配护卫，对江南开展耕地清查，保证每一年的赋税不出现拖欠。
江南常年拖欠赋税，还不是吃准了朝廷拿不出那么多胥吏来维持地方运转，只能依托士绅富户的关系来收取基本税收？
既然如此，那自己就用关外的学子来取代他们的作用，将税收牢牢把握在自己手中。
当然只是这样还不够，摊丁入亩才是缓解百姓压力的办法，不过朱高煦要做的摊丁入亩和雍正要做的不同。
雍正的摊丁入亩，无非就是明代中后期地丁合一的升级版。
这项举措客观上是对底层农民人身控制的放松，但这项改革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农民沉重的负担问题。
不管是摊丁入亩还是官绅一体当差纳粮，还是豁除贱籍、地主佃户平等法律……这些东西都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农民负担。
因为它们从本质上就是为了剥削百姓而达到充实国库的政策，而雍正的理念也是为了充实国库，而非改善民生。
摊丁入亩造成了很大的灾难，地主与富农尚能维持，但拥有贫瘠的土地的贫农则入不敷出，反而造成了流民。
火耗归公是增加国库财政收入的手段，百姓的负担没有减轻，反倒更加沉重了。
废除贱籍，本质上就是为了向这群不用交税的贱籍收税。
至于官绅一体当差纳粮，这项政策很好，但怎么施行，能不能实现？
至少在朱高煦的印象里，这项政策就连雍正自己都只在部分地区实行过一段时间，然后就悄无声息的没了。
对农民收税，朱高煦还是那个看法，收税要从土地收，但同时要根据地方的情况不同，设置不同的税收门槛。
这点上，老朱对北方除山西，南方除江南外都做得很好。
亩产高的地方自然要多收，亩产少的地方便要少收。
说出来很容易，但实际操作起来却十分困难。
想要把这套系统运转好，必须要有足够的基层税收官员，因此兴教育是能维持国家税收系统运转的前提。
在兴教育的同时，还必须要牢牢掌控住这个教育系统，不然就会落得国子监的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