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谕完全理解，传染病的防治在后世也是顶级重要的国事。
这次哈尔滨鼠疫，同样不是简单的一次鼠疫扑灭任务，叠加日俄战争后的影响，东北形势特殊，几方争夺，早就上升到政治层面。
日本一直想借着防疫的名头派遣军队。
此外，最近几年日本一直在往东北地区迁移侨民，目的很明显：如果有了数量足够多的日本侨民，他们同样可以借此名义出兵“保护侨民”。
伍连德又说：“一开始朝廷选了谢天宝博士，但他提出的安家费朝廷无法接受，所以施肇基大人向徐中堂推荐了在下。”
那个叫做谢天宝的人，提出的要求其实无可厚非。毕竟清末民初搞防疫，还是天字第一号杀伤力的鼠疫，死亡风险太大，给家人留点钱没毛病。估计是他提的钱数量有点太高，清廷拿不出，毕竟刚办了慈禧和光绪的葬礼，花了不少银子。
李谕从箱子中拿出几只口罩，“这东西或许会派上用场。”
伍连德说：“昨晚我翻看资料时，便猜测有可能是人传人，而非以往的老鼠跳蚤传播，正在考虑设计一种便宜方便的口罩。现在看到帝师设计的口罩实物，果然可取，帝师不愧是能在美国达到如此多专利之人，设计能力令在下钦佩。”
“咱不打无准备之仗，”李谕说，“东西挺简单，不过就是两块纱布夹了一层棉绒，成本只有一分钱左右。”
一百万只口罩也就是一万银圆，差不多等同七千两银子。
这点钱李谕还是拿得出的，而且等派上用场的时候，清廷必然会报销。
在上海的纺织厂生产效率比历史上伍连德在东北地区临时制作要快得多，成本也低太多，历史上伍连德制作这种口罩的成本是两分半。
到达哈尔滨后，伍连德和李谕一行人先拜见了滨江道台，即哈尔滨道台于驷兴。
滨江道台是清廷在哈尔滨地区的最高官员，不过实际上控制的区域并不多，关键的地方比如火车站之类，都是俄国人说了算。
来到道台府时，滨江道台于驷兴正在把玩一个怀炉，他听说京城终于派来了人，连忙招呼进来：“总算把你们盼来了。”
简短寒暄后，伍连德直接问道：“于道台，现在哈尔滨的情况怎么样？”
于驷兴说：“最严重的傅家甸已经死了几千人，情况不容乐观，只要是患上病的，活不过七天，你说吓人不吓人。邪灵作祟，邪灵作祟啊！”
伍连德说：“从情况看，应该是鼠疫，十多年前香港与现在的印度都有发生。”
于驷兴说：“果然是朝廷派来的人有能耐，说出来的话有水平。”
伍连德可没空听他说恭维话。
这次鼠疫算是世界上第三次鼠疫大流行的其中一个阶段。
话说第三次鼠疫大流行的发源地确实是中国，差不多1850年代，云南就因为鼠疫死了200多万人。
后来1894年左右传到香港，彼时的香港已经是国际化都市，引起了国际重视，来了两支比较厉害的科研团队，一个就是法国人耶尔森率领的，另一个则是日本人北里柴三郎率领。
耶尔森出自微生物学顶级开山大佬巴斯德的研究所；
北里柴三郎同样不简单，来自另一位微生物超级大佬科赫的研究所。
北里速度比较快，先分离出了一种细菌，声称它就是鼠疫杆菌。
没多久，耶尔森也分离出了细菌。
经过证实，耶尔森发现的才是鼠疫杆菌，所以鼠疫杆菌的另一个名字是耶尔森菌。
后来，鼠疫又传到了印度，造成了一千多万人死亡。
在印度孟买，巴斯德研究所的另一位研究员西蒙德总算弄明白了传播途径，即老鼠→跳蚤→人。
也就是有个中间媒介跳蚤。
过程实际上不复杂，就是跳蚤吸食了老鼠的血，染上了鼠疫杆菌。然后鼠疫杆菌在跳蚤胃里大量繁殖，堵住了跳蚤的胃。跳蚤再吸血时，胃里已经填满，吸不进去，就把血液吐回宿主体内，导致了鼠疫杆菌的传播。
所以中世纪时欧洲才会传播那么严重，因为那时候的中世纪太脏了，满大街粪便，人们根本不注重个人卫生。
当时的西医坚信的是古老的古希腊医学，认为洗澡会打开人的毛孔，让邪祟入体，所以不能洗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