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套理论猛一听起来好像没什么问题，但是发展到极端，就是小胡子搞“劣等人群”灭绝的惨案。
此前提到过薄世宁先生那句“没有科学的人文，是滥情的；没有人文的科学，是傲慢的。”
而所谓社会达尔文主义，则一不是人文、二不是科学，却同时傲慢、滥情，并且煽动、无知。
有贺长雄没有太明白李谕说的话，但还是坚持说：“不管如何，历史已经证明了只有‘适者’可以生存。国家同样如此，不是任何一个国家都可以生存的，都要遵循优胜劣汰的法则。”
玛德，这家伙越来越扯，马上就提到了比此后“共荣圈”更加胡扯的“国家达尔文主义”。
但日本还真就迷信这两个理论，所以才做出那么多惨无人道的事情。
李谕冷笑道：“有贺先生，我要纠正一下，你所说的不是‘适者生存’，而是‘胜者生存’。二者相去甚远，不要偷换概念。”
如果他拿出老本行法律来和李谕辩论，李谕压根说不过他；但提到科学，他连给李谕提鞋都不配。
有贺长雄的确讲不出来什么，顿了顿强行说：“您懂自然科学，却不见得懂社会科学，本人无法赞同。”
李谕说：“既然说不通，那就告辞。”
压根不愿意再拆穿他话中巨大漏洞，毕竟所谓“社会达尔文”，不就是强行与自然科学挂钩嘛。
岩崎小弥太有些尴尬，临走时说：“李谕先生，还望您深刻考虑，毕竟中日两国是同种同教，同文同俗的邻居，共同对抗沙俄，理应团结起来。”
李谕不愿意回他这句更更更扯淡的话，只是说：“公司有公司的规矩，否则阁下还是去找纽约交易所当面说吧。”
岩崎小弥太见说不动李谕，只得悻悻离开。
一旁的梁启超感觉看了一出好戏：“疏才兄弟，难怪你能驳倒辜鸿铭与孔令贻，真有两下子。但是我想，所谓‘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似乎并没有什么不妥。”
今后开始激进地用社会达尔文主义口号用来反对满清统治并呼吁革命的不是别人，正是梁启超。
李谕说：“如果当作一种手段可以用一下，但这是把双刃剑，达到目的后要尽快摒弃，因为它不是一把好剑。”
在这方面，中山先生就做得很好，与时俱进，很多早期提出的思想在辛亥革命成功后迅速做了改进。
比如“驱除鞑虏”，比如“社会达尔文主义”，在民国建立后，全都抛弃。
因为那时候曾经的满清也成了民国一部分，皇帝都成了民国公民，再用“驱除鞑虏”的口号显然不合适。
而社会达尔文主义更多的是当作一种民族自觉以及革命的理论，大清没了，自然也就没有继续存在的必要。
梁启超是聪明人，听出了李谕话中意思：“疏才兄弟，虽然仅仅只言片语，但你对时局的理解却堪称透彻，莫非是在船上受到了中山先生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