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邦正又拿出另一名留学生的信，“我看这个叫梅贻琦的写得就很对，他同意学生的责任是读书，却不同意把一个学生非常留心当前国内的危机当作是疏忽了做学生的责任。只有认真研究国家危机的学生，才能真正尽他的责任——就是解决亟待解决问题的责任。您说对不对？”
很多同期留美学生都认为胡适所提出的并非“清醒的爱国主义”，而是“不爱国的胡说八道”
李谕点点头：“大是大非问题上，确应如此。胡适同学的一些观点显然受到纯理论的影响，过于理想化，没有考虑实际情况。但就算搞研究，也不应该如此。我给他写封电报，让他注意一点。”
金邦正说：“院士先生，您不是认识他的导师杜威教授嘛，也给他发一封。”
李谕说：“也好。”
胡适文章中的很多观点压根站不住脚，而且过于悲观。
“如果有必要的话，去使她从死亡里复活过来。”
但是用什么方法去使国家从死里复活过来？难道靠一手挟着《圣经》，另一手挟着一本同样有用的书，像是《白朗宁诗集》（胡适对它比任何其他书本都要熟悉），便办得到了吗？
所有人都必得承认，一旦日本实行武力占据，要驱除他们就必须使用武力。
从死里活过来，比在未侵入以前就抵抗难多了！
第六百零八章 青年
“请问，这里是中国科学社吗？”门口突然出现了一个穿着西服的人。
金邦正说：“没错，请问阁下是？”
“哦，本人陈仲甫，”对方礼貌回道，“我刚刚创办了一本《青年杂志》，弘扬民主与科学精神。其中科学不是我的专长，后来听说李谕先生组织创办了科学社，还有《科学杂志》出版，我就想请贵社帮帮忙。”
李谕笑道：“好说，好说，先生请进！”
这个忙真的要帮。
陈仲甫就是陈一枝独秀……
而那本《青年杂志》，不到一年后就会改名为《新青年》。
“你就是李谕先生？”陈仲甫问。
李谕点点头，然后说：“先生可不可以给我几本《青年杂志》过目？”
“当然可以，”陈仲甫从包中取出杂志，“这是前几期的，由于只有我一个编辑，有很多不足之处。”
李谕说：“一个人做编辑，先生真是辛苦。”
“我也看看，”金邦正现在算是职业编辑，饶有兴致地看起来，“原来先生不仅做编辑，还做写稿人。”
陈仲甫笑道：“现在办杂志，不都要这样。”
一直到1917年，陈仲甫都是《青年杂志》的唯一编辑。1918年以后，杂志才成立一个编辑委员会，由6人组成，除了陈氏自己，还有钱玄同、胡适、李大钊、刘半农和沈尹默。
委员会每个月轮流由一人担任编辑；每月设有讨论会，参加者除了6名编辑，还有主要的撰稿人，包括鲁迅和周作人（那时编辑部搬到了北京）。
胡敦复也拿过来一本，看了一会儿称赞道：“陈先生的文笔很不错，这篇创刊词写得铿锵有力。”
陈仲甫说：“你看的那篇创刊词，也是这本杂志的指导思想，同样是我对广大青年的六点要求，即自由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一言以蔽之，当是科学与民主并重。”
金邦正对他这段话非常欣赏，“科学方面不用担心，但民主二字，可能会让杂志被禁，您知道的，大总统可是要称帝了。”
陈仲甫说：“我明白，所以从创刊之初，就避免刊登直接的政治评论，《青年杂志》的目的是改造青年的思想和行为，而非进行政治批评。”
从14年下半年开始，北洋政府对报纸刊物进行了严格的管控，借口是这些出版物公开泄露政府与日本签订的秘密条约，或说他们批评相关的政策。
本来民国头两年，国内出版业迎来了一个爆炸般的发展期，但袁世凯立马发觉“人言可畏”，迅速打压。
辛亥之后，全国约有500家日报社，包括北京50家、上海15家、汉口6家。然而在袁世凯的帝制运动期间，北京报社的数量锐减至20家左右，上海减到5家，汉口则只剩下2家。报纸发行量也出现了下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