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工厂似乎不多呀。如果是作坊，不仅很难降下来成本，还会面临产能问题。”李谕对这个比较了解。
“先生果然懂商业，”周作人说，“所以我们自己生产的袜子、手套，销路有点不好。守常（李大钊字）建议在乡下购点廉价地皮，先从农作入手。”
李谕说：“农作的话，见到收益就更慢了。”
周作人说：“总归是有未来。”
鲁迅说：“我给你说过，粪土上决计不能盖造一所花园，你们的想法太理想主义，不会成功。”
周作人肃然道：“李谕院士曾经说过，只有理想主义者才能办成前所未有之大事。”
“得得得，”鲁迅不再打击他，“那你继续做。”
周作人说：“新村虽然不易普及，但这是我最终理想。”
李谕当然知道理想主义与空想主义的区别，不过没法直接挑明，只好对他说：“实在抱歉，我似乎帮不了什么忙，过于理想化的新村，不是那么适合工商业。人人平等没毛病，权利平等也应该，但除了这种最基本的诉求，资本、收入、地位不可能也全都人人一样。”
周作人听了略显遗憾，但还是表示：“不试试就不知结果怎样。”
这个运动周作人还要继续弄一阵子。
期间确实有人受此影响，在河南弄了一个“青年村”，目标是建立一个人人有劳动，家家有地种，贫富有饭吃，男女有权柄的农村乐园。但过了没几年，就因为土匪洗劫失败了。
胡适同样不太赞成周作人的新村运动，觉得就是孟子宣扬的“穷则独善其身”的个人主义，同山林隐逸的生活没啥两样，完全是在消极避世。这些人不满于当下的社会，却又无可奈何，只想跳出这个社会去寻找一种超出当下社会的理想生活。
但直到失败，周作人自己才开始否定空想主义。
李谕开上汽车，载着几人来到八道湾的鲁迅家。百年后，这里成了鲁迅纪念馆。
按照温居的传统，鲁迅带着李谕各个房间转了转，他买下的这个大院子有三十多间房，面积不小。
见到鲁迅的卧房时，李谕好奇道：“现在天气已经冷了，怎么没有取暖的火炉？这样晚上多难熬。”
吕碧城说：“被褥也好薄，周老师，会感冒的。”
鲁迅笑了笑：“谢谢两位的关心。不过我已经习惯了，在北京多年都是过这样的僧侣生活，冬天连棉裤都不穿的。”
钱玄同经常光顾鲁迅家，看得明白，称鲁迅为禁欲主义。因为迅哥已经结婚十多年了，压根没和名义上的妻子朱安睡在过一张床上，来北京也是自己来的，根本没把朱安带过来。
回到客厅，李谕把礼物拿出来———一大箱中华牌香烟。
鲁迅看到后高兴道：“知我者，疏才也！”
李谕说：“这一路我看你抽了已经有十多支香烟，但一直没看到烟盒。”
鲁迅抽烟比较奇怪，总是把手放进衣服口袋里，然后在口袋里拿出一支香烟塞到嘴里，烟盒并不从口袋里拿出来。
“我抽烟从不看好坏，也就不在意烟盒，”鲁迅说，然后迅速拆了一包中华牌香烟，“但实话说，对这种贵点的香烟当然更喜欢。”
李谕说：“这一箱应该够周老师抽一段时间。”
鲁迅数了数：“一盒十支装，每天五盒，够我抽一个多月。”
“一天50支烟？”李谕惊讶道，提醒他，“周老师，对肺很不好。”
鲁迅无所谓道：“虽然吸得多，却并不吞到肚子里，没什么好担心的。”
作为一名铁杆烟枪，李谕不可能让迅哥戒烟，少抽都不行。
每天醒来第一件事，鲁迅就是躺在床上抽支烟，多年下来，床上的白色围帐都被熏成黄色。
老烟民的牙肯定也好不到哪去。
不过他说一天抽50支，其实至少有一半是工作时夹在手里自己烧掉的。
迅哥已经点燃一支，赞赏道：“熟悉的味道。”
越是会见客人，迅哥越是烟不离手。
负责做菜的是周作人的日本太太羽田信子，她已经学会做绍兴菜，什么笋干炖老鸭、霉干菜焖肉、青干鱼的。日本女人在做家庭主妇方面，真的有一套。
看着一桌家乡菜，鲁迅说：“我准备过完年，就把老母亲和夫人从绍兴接过来。”
吕碧城说：“这样才好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