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就在李谕抵达昆明前，龙云刚刚又经历了一次政变。原因是他想通过“废师改旅”的办法更好地控制滇军——了解军事的都知道，整个二战时期包括此后相当长时间，军队都是师团编制，这是为了大兵团作战的需要。
但1990年代后，海湾战争让各大国如梦初醒，战争变样了，装备的先进性更加重要，于是都学着美军开始改为更加灵活的旅营制。
咱们国家也是从90年代开始了这样的改革。只不过由于战争电影基本还是围绕二战居多，所以多数人脑海里还是师团的印象。
龙云的“废师改旅”显然不可能是这么超前的考量，他本人多少有点“杯酒释兵权”的味道，然后手下的卢汉等四大师长立马不干，对他逼宫，发动政变。但这次政变很温和，龙云被赶走不到一个月，卢汉等四大师长就觉得不能没有个首长，于是又把他请回了昆明。
从此以后，云南的政局才稳定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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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云亲自接见了李谕，对于他的请求异常吃惊：“院士先生，您买这么一大片地做什么？”
李谕说：“正好可以扩充扩充云南的教育，这不是好事嘛！”
“建学校需要这么大块地？六千多亩？”龙云问。
“还有很多周边配套，如果大帅看过欧美的大学就知道了，有一些甚至就像一座小城市。”李谕解释道。
龙云说：“当然是好事！我们地处边陲，院士先生竟然愿意下这么大的手笔，放眼全国都没有第二个。
李谕悠悠道：“昆明是块宝地，而且透过时间长河看过去，只能这么做。”
龙云不知道李谕这句莫名其妙的话什么意思，但有人愿意投资，还是数百万大洋的巨额投入，肯定乐意接纳，他们少说也能从营建过程中得到几十万大洋的好处。
选好地块后，昆明这边的事情就全权交给胡嘉言来办，处理几百万大洋的业务对他来说已经不算什么难事。
龙云等人对飞机的确感兴趣，购买飞机的事情也让胡嘉言从中连线即可。
临走时，李谕安排了一大批的无线电设备给他，“如果有北边的人来要，只管给，而且告诉他们，我们会持续提供。”
胡嘉言淡淡一笑：“我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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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上海后，李谕动手给瑞典皇家科学院以及诺奖基金会写了一封信，除了客套话，只有这么两句最关键：“本人愿意拆借一部分资金予以贵基金会，用以发放今年的物理学奖金。另外，我个人推荐物理奖的获得者为发现质子的何育杰先生。”
他们必然会答应。因为30年代量子力学虽然已经基本建成框架，瑞典皇家科学院却还是不太认可。毕竟这么高深的革命性理论，除了少数那一小撮顶尖物理学家了解，身处外围的其他物理学家都很难判断正确与否。
泡利在1930年时批评过：“瑞典没人懂量子力学！”
但奖项毕竟是人家发，根据诺奖委员会的调性，此时依旧更加重视有应用意义或者拓展意义的实验物理学，这种现实主义取向的审美很难青睐纯理论形式的突破。否则早在1930年，海森堡、玻恩、薛定谔等人就应该拿到诺奖了。
诺贝尔物理学奖的负责人奥森相当不喜欢也不太懂量子力学，1930年选择了拉曼效应作为当年奖励对象。
时间来到1931年，历史上这一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没有颁发。原因嘛，一方面是奥森依旧坚持不发给量子力学领域，另一方面则是经济危机下，资金确实出现了紧张，于是奥森决定不发当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
李谕的信刚好给他解决了这两大难题：如今中子和反电子相继发现，立即发奖不太合适，最少等上几年，更多实验室完成验证才行，在此之前颁给质子的发现者就很完美；而且李谕愿意给钱正好，信中的措辞是“拆借”，以后要还的，反正基金会将来缓过劲来就不缺钱，有人愿意临时解困他们乐意看到。
所以，在经过几个月的讨论后，诺贝尔物理学奖评委会便决定了1931年奖项颁发给何育杰。
按道理也应该加上李谕，但李谕不缺荣誉，让何育杰自己获奖，更有造神的效果。
得到消息后，李谕、吴有训、王淦昌一起陪同何育杰前往瑞典。
几人在九月份就出发了，途中要在美国再进行一轮巡讲，顺便接上美国的赵忠尧。——这个豪华的中国队很有威慑力。
船只停靠横滨港时，日本物理学界在长冈半太郎的带领下盛邀一行人上岸演讲。但众人相当反感，因为现在中日关系太紧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已经迫在眉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