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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后，罗素和毛姆抵达京城，他们已经在上海、杭州、苏州、长沙转了一大圈。
罗素此前因为反战被关了半年，出狱后精气神还不错。
简短寒暄过后，罗素环顾四周说：“非常漂亮的校园，我喜欢这样的传统建筑。”
蔡元培说：“这里曾经是一座公主府。”
“原来是这样，美极了！”罗素说，“最近在中国的路程，让我更加深入了解了这个古老的国度，中国人的性格与精神也让我十分喜欢，记得游览西湖时，几名轿夫抬着我在崎岖的山路中穿行，虽然辛苦，他们却有说有笑似乎没有忧愁。”
李谕说：“那不见得是好事，如今中国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要去除的就是这种习惯于人吃人的性格。”
罗素吸了口烟斗：“你说的有点哲理。”
后来迅哥也对这件事深深不以为然：“罗素在西湖见轿夫含笑，便赞美中国人，则也许有别的意思罢。”
随后，罗素就在北大做了名为“哲学问题”的讲座。
他一共讲了五场，包括“心之分析”“物之分析”“数理逻辑”“社会结构学”等。
但可能是因为演讲内容太专业化和技术化，罗素的演讲并没有像杜威一样引起太大反响。以致许多学术界人士都觉得，罗素的思想并未被中国新知识分子所接受，也未对中国产生深远影响。
甚至还因为他的一些观点引起了一些争议。比如罗素对中国未来的一些建议，他觉得有两件事必须挑明：第一，将西方文化全盘照搬到中国并不合适；第二，中国以往的文化也不适合于当时的需要，应当进行彻底改造。
罗素希望中国人既不要盲从西方文明，也不要原封不动地沿袭中国固有传统。他相信将来中国一定能像过去一样，对世界文明作出特殊的贡献。
这些观点其实挺中肯客观的，也比较符合中庸的思想。
不过《申报》刊载罗素的演讲时，用的副标题是“罗博士言中国宜保存固有国粹”。
报道后不久，此文便招致一些知识分子的诘难。比如周作人在《晨报》上发表了《罗素与国粹》一文，直接点名批评罗素的观点，他认为罗素劝中国人要保存国粹，这是很要不得的，因为中国传统的坏处远比好处多，中国人又特别容易自大。
当然了，支持罗素的也不在少数，很多人都发文说保存国粹与改造社会并不矛盾，中国人不仅应该保存本国国粹，还应保存他国国粹，这一道理也适用于其他的国家。
也算罗素间接参与到了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争论之中。
可惜罗素没能在中国待很久，他去河北育德中学演讲时，为了保持绅士风度，没穿外套，意外染上了风寒。更倒霉的是风寒转成肺炎，被折磨了三个多月才好。
期间他拒绝任何报人的采访，一家对此很不满意的日本报刊谎登罗素已去世的消息。后来经过交涉，他们仍不愿收回此消息。
病情好后，随罗素而来的情人布莱克又怀了身孕，两人只能返回英国。
在回国路上，罗素取道日本，那家日本报社又设法采访他。
作为报复，罗素让秘书给记者分发印好的字条，纸上写着：“由于罗素先生已死，他无法接受采访。”
老哥挺会整活的。
另一位毛姆先生，则主要是和辜鸿铭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对话。
毛姆由于没去北大参加演讲，便下榻在了北京饭店。他刚在英国读了《中国人的精神》，对辜鸿铭这个人很感兴趣，于是派了一个随从拿着请帖到辜鸿铭家，说希望请辜鸿铭去聊聊。
结果连续好几天，毛姆都没有收到消息。
意识到自己怠慢辜鸿铭了，毛姆立马亲自登门造访。
辜鸿铭虽然和新文化运动者比较不对付，但他是真的热爱中国文化，也很自负，对毛姆说：“先生想来见我，真是荣幸之至。因为贵国人只同苦力和买办打交道，他们大概以为所有的中国人不是苦力就是买办。所以你们以为只需招招手，我们就得过来。”
毛姆只得向他道了歉。
而在提到西方文化时，毛姆认为西方的文化影响了全世界，欧洲创造了辉煌的文化，至今还在指导着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