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两年国家在经济领域的投入有点过快、过乱，尤其是工业发展有点无序。喜则在于，全国经济呈现出全面复苏的态势。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1991年全国在建工程约9000亿元，到1992年扩大到2.2万亿元，而到1993年前 5个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又在上年基础上增长了69％，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数字。中央银行多发了500亿元，而各地仍然叫嚷缺钱。
年底，全国国内生产总值可能会首次突破3万亿元。各省的民间公司增长非常喜人，南粤、黔州和湘省是乡镇企业产值增长速度最快的三个省份，分别达到了55％、57％和89％。
尤其是在南粤这座经济开放的桥头堡，居然第一次出现了“下岗”这个新名词，在经历了几年艰难的“思想解放”后，当了数十年“主人翁”的工人们开始接受自己不再与企业“共存亡”的现实。濒临破产的国营南粤无线电厂裁掉了1000名职工，其中330人选择与工厂彻底分手，工厂根据他们工作的时间给予每年1300元的“工龄补偿”，从此这些职工将走出厂门自谋出路。
这种“工龄买断”的做法很快被广泛采用，各地的买断价各有不同，从数百元到上万元都有，它成为中小型国营企业破产或被私人收购时“安置”下岗工人的最主要方式。在南方的沿海地区，工人普遍能够接受这种方式，因为在这些地方，人们早已有了“第二职业”，那笔微薄的安置费成为他们做小生意或自主创业的启动资本。
而在北方，尤其是老工业基地，人们已经习惯于把自己的人生“捆绑”在企业上，以厂为家、世代传承的工作与生活模式使他们几乎丧失了独立的勇气和能力。尤其要命的是，这些地方也没有经商和创业的氛围，因而买断工龄往往便意味着低水准安定生活的消失以及“坐吃山空”。
随着国营企业体系的日渐瓦解，巨大的生存压力在这些地方无比恐惧地弥漫开来，在改革的阵痛中，城市贫民阶层慢慢地出现了。
济海省是农业大省，又是新兴的工业强省，面临的压力自然也不小。济海省没有南粤省那种浓厚的经商氛围，工人一旦下岗应该怎么办？全都去街头卖袜子？能养活一个人就不错了，更谈不上养活一家人。
城市人口和农村闲置劳动力在城市里面抢饭碗的事情早就已经发生，且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归根到底，就是城乡之间公众资源分配不均造成的。如果乡村也有好的居住条件、好的学校、好的……谁愿意背井离乡跑到城市里面来打工？
这一次，国家把重点转到基础性农业建设方面，也有给过热的工业增长减速的意思。
但就算是工业增长减速，也挡不住农民工进城的脚步。只有把农村的事业发展好了，才能把人留住。
现在看着枣园市递上来的这份报告，老程戴着老花镜的眼神里面就不由自主的露出了一抹惊喜。山城区这一步走在了全国前列，不仅仅深切切合中央的文件精神，而且还能够创建新型的农村生产方式，提高产出效率，留住更多的劳动力。
这个事情如果总结一下，是可以作为一个亮点提一提的。至于能不能推广，现在来说还有点为时尚早，但只要从省里面加以重视，想必山城区这些人也不敢不搞出一点名堂来的。
但对于女儿要去这个筹备处工作，老程还是从心里面不愿意的。筹备处的起点太低了，一步步按部就班的走上来，不符合自己对女儿的期望。
省团委是正厅级单位，如果她肯去省团委待上两年，把级别提上来，往外一放就是正厅，最低也是副厅。
可是，在筹备处待上两年，再到区、市，这一圈子兜下来，没有十年八年的时间，想升到副厅的位置那可不容易。
自己没有多少子女，只有一子一女两个孩子。儿子不喜欢受体制内的约束，自己办了停薪留职和人合伙做生意。女儿现在就是自己唯一的指望了，任由她的性子来可不行。
但是，自己的女儿自己知道。这孩子从小别看表面上温顺，可骨子里面却有一种执拗的脾气，她认准了的道路，就算是九头牛也拉不回来的。
她现在闹着要去山城区，可不见得完全是出于对工作的考虑。能不能让她去，自己要先实地考察一番才能再做最后的决定。
嗯，就这样办，趁着枣园市递上来的这份东西，自己下去看看也算是名正言顺。
当省委书.记要来山城区视察的消息传到山城区的时候，杨小年正在胶东一带采购树苗和蔬菜种子呢，李媛媛接到了区委办公室副主任毛红敏的电话之后一直之间都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办了，现在筹备处这边别看一天到晚的忙忙叨叨，可摆在面上的东西却没有多少可看的，省委书.记来了之后能看些什么呢？
偏偏这几天杨小年那家伙又不在家，别看他在自己身边的时候自己觉不着怎么的，可他真不在身边的时候，自己才知道这一摊子事情千头万绪，实在是不知道怎么下手才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