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渐渐认识了很多男孩，有的比我大，有的比我小。我跟他们私下里关系特铁。像穆纳、卡鲁、皮亚、帕万、乔希姆和伊尔凡。从蒂莫西神父的房子里被送到少年之家，对我来说就像是从天落到了地狱。当我认识了其他的男孩后，我才意识到，对他们中的很多人来说，这里就是他们的天。他们有人来自德里和比哈尔邦的贫民窟，还有人来自印度北方邦的棚户区，甚至有人从遥远的尼泊尔来。我听到关于他们那些吸毒成瘾的父亲和当妓女的母亲的故事；我看到他们手上被贪婪的叔父与残暴的姨妈抽打的伤痕；我知道了世上还有包身工和家庭虐待这样的事。我开始惧怕警察。他们就是负责将大部分男孩送到少年之家的人。孩子们有的是在路边小摊上偷面包，有的是在电影院兜售黑市票、被逮住后没钱贿赂治安警，更常见的是仅仅因为治安警不喜欢他们那张脸，便给他们随便捏造个罪名送到这里。
这些男孩大部分是这里的“回头客”，也就是说，有人通过少年福利委员会取得了对他们的监护权，把他们领了回去，但后来又送回到少年之家。穆纳是惨遭继母虐待后回到这里的；乔希姆被他残忍的哥哥赶出了家门，流离失所；帕万则是因为领养他的亲戚让他在一个肮脏的汽车旅馆干活，被警察发现又送回来的。但即便经历过这样的遭遇，许多男孩还是渴望被“领回去”，准备着从一个已知的地狱走向一个未知的地狱。
没费什么事我就成了他们的头儿。并不是因为我年龄略大，也不是我更敢作敢当，只因为我会说英语。我是唯一能说能读这种神奇语言的孤儿。这事在长官们那儿产生的影响让人吃惊。院长会时不时问到我的情况；体育老师允许我在前院搭建一个临时板球场。在那儿我们举行了四五次挺像样的比赛，直到穆纳打碎了院长的玻璃窗，体育活动就此被全部取缔；苛刻的厨子偶尔会开恩给我加碗饭；古普塔夜里从不叫我去他的房间；我病了，医生没有像惯常的那样拖拖拉拉，他立即把我转到隔离室。这样我不至于传染整个宿舍。
我逍遥自在地独占隔离室两个多星期后，另一张床搬了进来。他们告诉我新来了一个男孩，他的情况非常糟糕。他是在下午的时候被一副担架抬进来的，穿着又脏又破的橘色背心和磨破的短裤，脖子上挂着条黄色的塔比兹。这就是我与萨利姆·伊利亚西的初次见面。
萨利姆的一切都与我相反。他有着麦色的皮肤，天使般的面孔，卷曲的黑发，笑的时候脸颊旋出酒窝。虽说他只有七岁，却有个充满求知欲的脑袋瓜。他用短促的、断断续续的句子给我讲了他的故事。
萨利姆来自一个穷得叮当响的家庭，他们住在比哈尔邦的一个村庄里。村子主要由贫困的农民组成，也有几户富裕的地主。他们大多是印度教徒，但还有几户像萨利姆家这样的穆斯林家庭。萨利姆爸爸是做苦工的，妈妈是个家庭妇女，哥哥在一间茶亭干活。萨利姆自己在村办学校上学。一家人住在狭小的茅草屋里，就在地主的地盘边上。
上个星期，正当天寒地冻的一月，村子里的哈努曼庙发生了一件大事。有人在夜里闯进至圣，亵渎了神猴像。庙里的祭司声称他看见一些穆斯林青年潜藏在哈努曼庙附近。——对了，就是这么回事！印度教徒们一听，立刻炸了。他们暴跳如雷，拿着砍刀、镐头、棍棒与火把袭击了所有穆斯林家庭。暴民攻击萨利姆家时，他正在茅屋外玩耍，他的爸爸、妈妈和哥哥在屋子里喝茶。就在萨利姆的眼皮底下，暴民放火焚烧了茅屋。他听到母亲的尖叫，父亲的哭喊，哥哥的哀号，但是暴民不准任何人逃出来。他的全家就在熊熊大火中被活活烧死。
萨利姆没命地跑到火车站，跳上他第一眼看到的列车。火车将他带到了德里，没吃没穿，也没有一张亲人的面孔。萨利姆在站台上躺了两天，又冷又饿，因为高烧与悲痛而满嘴胡话。直到一个巡警发现了他，将他送入少年之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