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即便是如此，为何拥兵几百万的国共双方却没能够提早结束国内的战争？盖因在许多战斗场合，中国人不是与日本人打，而是中国人在打中国人，或者是中国人的“单打”在对中国人、日本人的“混合双打”，与国共双方打的那一部分中国人就是伪军，他们的数量巨大。
因此老百姓就说：“地雷一响，炸死三个鬼子，十八个伪军。”
其实这种事情早在开战初期就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淞沪会战时就屡见这样场景——伪满洲国的军队在坦克车前面冲，日军则跟在坦克车后，都穿一样的军装，使一样的武器。
只有当被俘后，中国士兵才清楚这些人高马大的家伙是来自松花江畔的东北人。
汪伪政权的建立，是日军“分而治之，渐之殖民化”策略的巅峰之作，随着战争的扩大，国民党敌后武装开始急剧衰落，大批刚买的部队投敌，出现了“降官如毛，降将如潮”的局面。
一时间，招牌林立，山头各异，如治安军、兴亚同盟军、蒙古军、剿共军、皇协军、防共军、绥靖自治军、联防救**、和平建**、绥蒙联军……这种风气必须得到制止，最好的办法就是杀鸡儆猴，让那些汉奸们在当汉奸的时候摸摸自己的脑袋，看看自己吃饭的家伙还在不在。
汪伪政权成立后，对此最为恼火的不是陈锋，而是重庆的老蒋。
嘴皮子上的功夫耍完之后，老蒋又采取了实质性的行动，因此，老蒋下了n个暗杀令，而臭名昭著的国民党特务机关也终于在对外战场展现了他们的功力。
要说国民党特务机关的实力，这绝不是尚在成长阶段的**所能比拟的。
军统在其最鼎盛的时期，拥有特工以及各类准军事的交通警察大队共约10.2万人，装备精良，训练有素。
势力渗透至党政、军事、教育、文化、警务各个层面。
在整个第2次世界大战中，军统一直是世界上规模最大，效率最高同时也是电讯破译技术最先进的情报机关。
而那时，cia前身美国战略情报署（oss）不过才刚刚起步而已。
军统局内设两处，第1处负责党务调查，由徐恩曾（黄埔4期）任处长；第2处为特务处，戴笠担任处长。
1938年9月，第2处另立门户，升格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仍由戴笠一手掌管，内设军事情报处、党政情报处、电讯情报处、警务处、惩戒处、训练和策反处、特种及心理作战处、特种技术研究应用处。
抗战中，军统特工在抗日战争时期深入沦陷区，制造针对日军的活动。
尽管是特务头子，但是对于抗日，戴笠的政治思想非常明确。
淞沪抗战之前，国民党大员们在南京开会，休会的时候议论纷纷，戴笠很坚定的对其他人说，这次我们一定要打了。
国民党元老吴稚辉问他，武器，经济都差的那么远，拿什么打呢？戴笠说：“哀兵必胜，猪吃饱了等人家过年，是等不来独立平等的。”
这句话给其它国民党人震动很大，后来成了军统对于抗日的经典创见。
军统在抗战中的表现，是和当时的中国同命运紧密相连的。
据战后统计，军统局的正式在册人员和学员，在抗日战争中牺牲者就达18000人以上，其它附属人员牺牲者更众。
但是不管怎么说,站在侵略者的立场来看,日本人所采取的策略是正确的,行之有效的,他们扶植的汪伪政权一建立，便使的中国社会存在的问题以及国民党当局存在的问题变得表面化了，也变得愈加的突出。
但是,中华民族毕竟不是日本帝国主义所想象的那么软弱,那么好欺。
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卖国求荣、腐化变节的败类大有人在,但相对整个中华民族来说,毕竟是极少数。
虽然危害不轻,但毕竟难以扭转乾坤,只能激起人民极大的愤慨和斗志。
这一点从国民政府从延安的诸位身上能看出一二，更可以在全国人民身上看到缩影。
中国传统文化中“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精神,“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历史使命感和“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民族气节,使中华民族在抗日战争中演出了有声有色的历史壮剧。
汪伪政权的建立打断了陈锋安心发展伺机而动的战略决策，在这种浮躁不安的大局下，陈锋认为必须要打一个酣畅淋漓的大胜仗才能重新鼓舞抗战的士气，才能粉碎日本人的阴谋，不然的话后果不堪设想。
而且，汪伪政权的提前建立也让陈锋看到了日本人的软肋，巨大的物资消耗终于让日本人吃不消了，提前走上了毁灭的道路。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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