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秋天，枣阳遭了蝗灾。黑压压的蝗虫从天边飞来，所过之处，庄稼被啃得精光。百姓哭天抢地，眼看就要绝收。杨康当机立断，开义仓放粮。四个义仓同时开仓，按人头平价售粮，特别困难的家庭可以借粮，来年再还。
那一场蝗灾，枣阳没有饿死人。百姓领到粮食时，跪在县衙门口磕头，说杨知县是“再生父母”。杨康在信里写：“师娘，当我看到那些百姓捧着粮食，眼中重新燃起希望的光时，我觉得，这两个月的奔波劳累，值了。”
互市点最麻烦。金国那边倒是愿意，派了个小官来接触，说他们也需要中原的茶叶、丝绸、瓷器、药材。但宋军这边不答应，襄阳守将吕文德亲自写信给杨康，说互市点容易成为奸细往来的通道，坚决不同意。
杨康没有放弃。他亲自去襄阳，面见吕文德。那时他上任才三个月，一个十八岁的七品知县，去见正三品的襄阳守将，压力可想而知。但他去了，带着详实的方案和数据。
“他真敢。”陆乘风在信里写，语气里满是佩服，“那天我也在襄阳，在商行分号等着。杨康去了两个时辰，回来时脸色平静，说吕将军答应了，但有几个条件。”
杨康提出的方案是：把互市点设在两军都不驻防的缓冲地带——枣阳以北三十里的“三不管”河谷。那里地势开阔，易于监视。互市点由县衙派衙役维持秩序，双方商人凭路引进出，货物登记在册，交易时间限定在每月初一、十五，每次只开一天。这样既做了生意，又便于监管，还能防止规模过大引起两国朝廷的注意。
吕文德被他说动了。这位老将军守襄阳多年，深知边境百姓的苦处，也明白完全封锁边境不现实。杨康的方案，既照顾了民生，又考虑了安全，而且把互市点放在县衙控制下，比让商人私下偷运要强得多。
互市点开张那天，杨康亲自去坐镇。陆乘风也去了，以商行掌柜的身份。他们在河谷里搭了几个简易的棚子，衙役在四周巡逻。宋金两边的商人小心翼翼地从各自的方向走来，带着货物，在棚子里交易。
“那场面，我这辈子都忘不了。”陆乘风在信里详细描述了那天的情景，“金国商人带来的是皮货、马匹、羊毛、盐块；我们这边带去的是茶叶、丝绸、瓷器、药材。起初大家都很警惕，交易时话都不多说，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但交易了几笔后，气氛就缓和了。有个金国老商人，买了一批茶叶后，用生硬的汉话说‘茶好，谢谢’。我们这边有个药铺掌柜，买了几张上好的狐皮，也拱拱手说‘皮子不错’。”
“杨康站在一旁看着，没说话，但眼神很复杂。后来他跟我说，师娘，以前我觉得，宋和金，就是你死我活，不共戴天。但现在看着这些普通百姓，他们不想打仗，不想杀人，只想活下去，做点小生意，换点需要的东西。我在想，也许仇恨和战争，从来就不是百姓想要的。想要打仗的，是上面的君王、将军、贵族；而下面的百姓，无论宋人金人，想的都是一样的——吃饱，穿暖，安安稳稳过日子。”
这话让我感慨良久，拿着信纸，久久没有放下。一个十八岁的少年，在边境的烽火中，在官场的漩涡里，悟出了这样的道理。这道理很简单，很简单，但古往今来，多少帝王将相，多少英雄豪杰，就是参不透。
不知是他的幸运，还是不幸。
枣阳的变化，渐渐传开了。邻县的百姓听说枣阳有清官，审案公正；有义仓，荒年不饿；有互市点，能做买卖换钱，开始有人偷偷迁过来。起初是零星的几户，后来是成村成村的迁。杨康来者不拒，给新迁来的百姓分田地（枣阳荒地多），减免赋税，帮他们安家落户。
枣阳的人口，从他刚到时统计的三千二百户，慢慢增加到三千五百户、四千户、四千五百户。荒地开垦了，市集热闹了，县城的城墙也修补一新——是杨康发动百姓，以工代赈，用县衙仅有的那点钱，买了材料，百姓出力，把塌陷的城墙一段段修起来。
但麻烦，也随着人口的增加和生意的红火，悄然而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