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开始，徐树祥很排斥这份工作。每天凌晨四点就要起床，推着沉重的清洁车，扫着满街的垃圾。夏天，太阳一出来，柏油路就像烤炉，她扫一会儿就汗流浃背，衣服能拧出水；冬天，寒风像刀子，刮在脸上生疼，手冻得红肿，握不住扫帚。更让她难受的是，有人会用异样的眼光看她，甚至有人说 “清洁工没出息”。
有一次，徐树祥在扫街时，遇到了初中同学。那同学穿着时髦的连衣裙，挎着皮包，看到她就皱起眉头，故意绕着走。徐树祥的脸一下子红了，赶紧低下头，假装没看见。那天晚上，她躲在被子里哭了很久，觉得自己活得很窝囊。
可哭归哭，日子还得继续。渐渐地，徐树祥发现，这份工作其实也没那么糟。清洁站给每个工人划分了负责区域，她负责的是斜土路一段，每天只要把自己的区域扫干净，就能准时下班。不用跟人打交道，不用看别人的脸色，只要埋头干活就行。
每天凌晨，徐树祥推着清洁车，沿着斜土路慢慢扫。路上没什么人，只有早起的环卫工人和卖早点的摊贩。卖豆浆的王师傅会跟她打招呼：“小徐，早啊，要不要来碗豆浆？” 徐树祥笑着摇摇头：“不了，我得赶紧干活。” 有时候，她会在扫街时捡到一些硬币，虽然不多，但她会攒起来，给母亲买点心。
工作稳定了，可徐树祥的婚姻大事，又成了徐家的心病。二十多岁的姑娘，在 80 年代的上海，早就该谈婚论嫁了。可徐树祥个子矮，又没文化，还是个清洁工，介绍了十几个对象，都黄了。
有一次，母亲给她介绍了一个纱厂的工人，长得高高壮壮的。两人约在人民公园见面，那工人一看到徐树祥，就露出嫌弃的表情，没聊几句就说：“我妈说，你这身高，以后生小孩会受影响。” 徐树祥的脸一下子白了，转身就走。
还有一次，介绍的是个个体户，家里条件不错。可那人一听说徐树祥是清洁工，就说：“我家好歹也是做生意的，你一个扫街的，跟我不般配。” 徐树祥听了，心里像被针扎了一样疼。
一次次的相亲失败，让徐树祥渐渐失去了信心。“妈，我不嫁了，这辈子就跟你们过。” 她跟母亲说。母亲叹了口气，说：“傻丫头，哪有女孩子不嫁人的？等我们老了，谁照顾你？”
1983 年，徐树祥 27 岁。这年冬天，母亲又托人给她介绍了一个对象，名叫郭巧娣，是上海港务局的装卸工人，跟她同岁。
“人家条件不算好，但人老实，你见见吧。” 母亲劝道。徐树祥本不想去，可看着母亲期盼的眼神，还是点了点头。
两人约在人民公园附近的 “老上海阳春面” 馆见面。徐树祥到的时候，郭巧娣已经到了，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工装裤，上衣是一件灰色的劳动布外套，头发梳得整整齐齐，手里攥着一个布包。看到徐树祥，郭巧娣赶紧站起来，有点紧张地说：“你好，我是郭巧娣。”
徐树祥坐下后，郭巧娣赶紧叫服务员，点了两碗阳春面，还加了两个荷包蛋。“我不知道你爱吃什么，先点这些，不够再点。” 他说，说话时会不自觉地搓手。
吃饭的时候，郭巧娣话不多，但很实在。他说自己是农村来的，父母都在乡下，家里还有一个姐姐；他在码头当装卸工，虽然累，但工资还不错。“我没什么文化，也没什么本事，但我会好好干活，好好对人。” 郭巧娣看着徐树祥，眼神很真诚。
徐树祥看着他，心里有了一丝悸动。之前的相亲对象，不是嫌弃她的身高，就是嫌弃她的工作，可郭巧娣没有。他说话很诚恳，没有花言巧语，反而让她觉得踏实。
“我是清洁工，每天扫街，你不嫌弃吗？” 徐树祥小声问。
郭巧娣愣了一下，然后摇摇头：“不嫌弃啊，工作没有高低贵贱，你靠自己的双手吃饭，很光荣。” 他顿了顿，又说：“我个子也不高，跟你差不多，咱们挺般配的。”
徐树祥听了，忍不住笑了。那是她相亲以来，第一次笑得这么开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