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姐妹几个也劝过他，可他根本不听，还说‘我家的事，不用你们管’。” 二姐接着说，“虽然他是我弟弟，他死了我也难过，可我真的不怪周桂花和谢华。他们也是被逼得没办法了，换成谁，也受不了那样的日子。”
走访快结束的时候，周桂花提出要带工作人员去一个地方。她带着大家走到后山的一处山坝，那里堆着一大堆空酒瓶，有白酒瓶，有啤酒瓶，五颜六色的，堆得像个小山坡。
“这些都是培红喝的酒。” 周桂花指着那些酒瓶，声音里带着无尽的悲凉，“我数过，这里有 127 个瓶子，只是他喝的一小部分。以前他喝完酒，就把瓶子扔在这里。每一个瓶子背后，都是我和孩子挨骂、挨打的日子。”
她拿起一个破旧的白酒瓶，手指轻轻抚摸着瓶身：“这个瓶子，是去年冬天他喝的。那天他喝醉了，说我做的饭不好吃，就用这个瓶子砸我的头，把我头砸破了，流了好多血。谢华想拦他，他就把谢华的胳膊拧得青一块紫一块的。”
说到这里，周桂花的眼泪又流了下来：“我以前总想着，为了孩子，忍忍就过去了。可他越来越过分，打我们就像家常便饭。我有时候真的想一死了之，可看着孩子，我又舍不得……”
就在这时，一个穿着牛仔裤、运动鞋的年轻女人匆匆忙忙地赶来，她是周桂花的女儿谢玲。听到母亲和弟弟出事的消息，她特地从广东赶了回来。
“我爸就是个魔鬼！” 谢玲一见到工作人员，就忍不住哭了起来，“我从小就活在他的阴影里，天天做噩梦。他喝醉了就打我们，有时候半夜把我们从床上喊起来，让我们给他端水、端饭，稍微慢一点，就会挨打。”
“我七八岁的时候，有一天深夜，他喝酒回来，把我和弟弟从床上拽起来，让我们给他端饭。我弟弟年纪小，动作慢了点，他就一巴掌把弟弟打倒在地上，还踢了弟弟好几脚。我吓得赶紧去端饭，手都在抖。”
“10 岁那年，他打得更凶了。我妈怕我们被他打死，就经常带着我和弟弟躲到村外的茅草堆里。那茅草堆里有虫子，冬天冷得要死，可我们宁愿待在那里，也不敢回家。有时候他喝醉了，还会找到茅草堆，把我们拖出来打。”
谢玲擦了擦眼泪，声音变得坚定起来：“我 14 岁那年，再也受不了了。我跟我妈要了点钱，又从亲戚那里凑了 74 块钱，在一个下雨的晚上，偷偷跑了出去。那天雨下得特别大，山沟里积满了水，我差点被淹死。可我一点也不害怕，我只想离开那个家，再也不回去。”
“这些年我在广东打工，很少回家。不是我不想妈和弟弟，是我怕回去再见到我爸，我怕他再打我。我每天都给妈打电话，问她和弟弟好不好。可我没想到，还是出了这样的事……”
谢玲的话，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沉默了。这个家庭长期遭受家暴的真相，像一块沉重的石头，压在每个人的心上。
家暴困局：
谢华和周桂花的案子，最终在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法院考虑到谢培红长期实施家暴，存在重大过错，且谢华是在被殴打、辱骂的情况下激情犯罪，周桂花是出于保护儿子的目的帮助毁灭证据，最终作出判决：谢华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周桂花犯帮助毁灭证据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两年。
判决下来那天，周桂花哭了。她知道，儿子要在监狱里待八年，可她也明白，这已经是法院能给出的最轻判决了。她对着法官深深鞠了一躬，嘴里不停地说着 “谢谢”。
这个案子虽然结案了，却留下了一个值得所有人深思的问题：面对家暴，受害者该怎么办？
有人说，应该果断离婚，离开施暴者。可对于周桂花来说，离婚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她没读过书，没有文化，也没有经济来源，离开了谢培红，她不知道怎么养活自己和孩子。而且在农村，离婚会被人说闲话，她怕孩子会因为 “单亲家庭” 的身份被人歧视。更重要的是，她见过太多离婚后依然被施暴者纠缠、甚至被杀害的例子。
她不敢赌，也赌不起。
也有人说，应该及时报警，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可周桂花也报过警。有一次谢培红把她打得浑身是伤，她偷偷报了警。民警来了之后，批评了谢培红几句，还让他写了保证书。可民警一走，谢培红就变本加厉地打她，说她 “敢报警，看我不打死你”。从那以后，周桂花再也不敢报警了， 她怕报警会招来更严重的暴力。
其实，像周桂花这样的家暴受害者，还有很多。他们被困在 “隐忍” 和 “反抗” 的夹缝中，一方面害怕施暴者的报复，一方面又看不到逃离的希望。他们中的有些人，像周桂花母子一样，在长期的压迫下选择了极端反抗，最终酿成悲剧；还有些人，一辈子都活在施暴者的阴影里，直到生命的尽头。
家暴不是 “家务事”，而是一种违法行为。可要彻底解决家暴问题，需要的不仅仅是法律的制裁，更需要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社区应该建立家暴预警机制，及时发现并干预家暴行为；妇联应该为受害者提供法律援助和心理疏导，帮助她们走出阴影；学校应该加强对学生的安全教育，让他们从小就知道家暴是不对的，遇到家暴要及时求助……
只有当整个社会都行动起来，为家暴受害者撑起一片保护伞，才能让更多像周桂花母子这样的人，摆脱家暴的噩梦，不再走上 “以暴制暴” 的绝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