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贺兰定的日子过得风生水起。他在兰州买了房、买了车，成了厂里人人羡慕的 “万元户”。他富裕之后，并没有忘记曾经的同事和朋友，经常请大家吃饭、喝酒，每年冬天，还会组织大家去海南、广西北海等地度假。在朋友们眼里，贺兰定是一个 “重情重义、有本事” 的人。
积累了一定的资本后，贺兰定不再满足于小打小闹。2002 年底，非典疫情爆发，全国上下都陷入了恐慌。但在贺兰定看来，这却是一个 “商机”。他觉得，如果能开发出一种治疗或遏制非典的药物，肯定能赚大钱。于是，他联合自己的兄弟，投入了 400 多万元的全部积蓄，成立了一家 “生物科技公司”，专门研发抗非典药物。
可他万万没想到，研发药物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和兄弟既没有相关的技术，也没有专业的团队，投入的 400 多万元，很快就打了水漂，研发出来的所谓 “药物”，根本没有任何效果。非典疫情结束后，贺兰定的公司彻底破产，他几十年的积蓄，一夜之间化为乌有。
从腰缠万贯的老板，变成一无所有的穷光蛋，贺兰定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了。他曾经无数次想过自杀，但每次都因为没有勇气而放弃。他不敢告诉家人自己破产的消息，只能独自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后来，贺兰定实在走投无路了，想到了自己工作了一辈子的工厂。他希望工厂能给自己一些救济，帮自己渡过难关。那天，他穿着一身破旧的衣服，走进了厂长办公室。他坐在沙发上，局促不安地搓着手，想说的话在喉咙里打了无数个转，却始终说不出口。他曾经是厂里最风光、最有出息的人，如今却要在昔日的同事面前哭穷，向厂里要救济，这让他觉得无比屈辱。
纠结了一个上午，贺兰定最终还是什么都没说，默默地离开了厂长办公室。走出工厂大门的那一刻，他忍不住流下了眼泪。他觉得自己活得太失败了。
屋漏偏逢连夜雨。就在贺兰定陷入绝境的时候，一个平时和他称兄道弟的 “朋友” 找到了他。这个朋友是个赌徒，欠了一大笔赌债，被债主追得走投无路。他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向贺兰定哭诉，说自己如果还不上钱，就会被债主打断腿。
贺兰定虽然自己也身处困境，但他骨子里的讲义气，让他无法拒绝朋友的请求。他犹豫了很久，最终咬牙说道：“我也没钱，但我最值钱的就是这套房子，房产证给你，你拿去抵押借钱，一定要把钱还上，不然你就真的把我害死了。”
那个赌徒拿到房产证后，千恩万谢地走了。可贺兰定万万没想到，这个赌徒拿到房产证后，并没有用来抵押借钱，而是直接卖给了别人，拿着钱跑路了。等贺兰定发现的时候，已经找不到他的踪影了。
房子没了，贺兰定彻底傻眼了。他不敢告诉妻子，可纸终究包不住火。妻子得知真相后，气得当场就晕了过去。醒来后，妻子哭着对贺兰定说：“你这个傻子！你怎么能这么相信别人！我们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啊！”
贺兰定知道自己对不起妻子和孩子，他没有任何辩解。他用一个塑料袋，装了几件换洗衣服，净身出户了。临走前，他给妻子深深鞠了一躬，声音沙哑地说：“对不起，你好好照顾孩子，我走了。”
就这样，贺兰定也成了一个无家可归的人。他在兰州的郊区租了一间破旧的出租屋，和马金成成了 “邻居”。
两个同样落魄、同样心怀怨恨的人，很快就走到了一起。他们经常凑在一起喝酒，聊起自己的过去，聊起如今的困境，聊起那些 “对不起” 自己的人。马金成抱怨社会不公，觉得自己明明有能力，却屡屡遭遇挫折；贺兰定则痛恨那个骗走自己房产证的 “朋友”，痛恨命运对自己的不公。
酒一杯杯下肚，怨气一点点积累。他们开始觉得，自己之所以落到今天这个地步，都是社会造成的，是这个社会亏欠了他们。他们觉得自己曾经为社会做出过贡献，如今却被社会抛弃，他们要 “向社会讨回公道”，要夺回自己 “应得的一切”。
2004 年除夕夜，兰州的街头张灯结彩，家家户户都在团圆过年。马金成和贺兰定两个人，却在出租屋里喝得酩酊大醉。窗外的鞭炮声此起彼伏，屋内的气氛却异常压抑。
“老贺，我们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马金成端着酒杯，眼神浑浊却带着一丝凶狠，“我们得干点‘大事’，赚一笔大钱，好好过日子。”
贺兰定也喝红了眼，他点了点头：“老马，我听你的，你说干啥，我们就干啥！”
“抢！” 马金成一字一顿地说，“我们去抢那些有钱人，他们的钱来得容易，抢他们一笔，我们就能翻身了！”
贺兰定犹豫了一下，他虽然怨恨社会，但从未想过抢劫。可一想到自己如今的处境，想到那些风光无限的有钱人，他的心里就燃起了一股邪火。他咬了咬牙：“好！抢就抢！”
那天晚上，两个人揣着两块砖头，走出了出租屋。兰州的冬夜，寒风刺骨，街头行人稀少。他们在街头晃荡了很久，看着来来往往的行人，却始终没有下手。他们年纪都大了，体力不如年轻人，万一抢劫不成，被人抓住，后果不堪设想。
“不行，这样硬抢不行，我们跑不动，” 马金成摇了摇头，“得智取。”
两个人回到出租屋，继续喝酒，继续谋划。马金成当过十几年的警察，熟悉侦查和反侦查技巧，他知道怎么作案才能不被警方发现。在酒精的刺激下，一个周密而残忍的作案计划，在他们的脑海中逐渐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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