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想到对手是张老三，马金成的心里就犯了难。他太清楚，在那个年代，查办这种背景深厚的走私案件，有多难。往往是案子刚一上手，说情的电话就打爆了，各种压力接踵而至，最后大多是 “罚款了事”，根本动不了核心人物。要是强行查办，不仅可能无功而返，还可能给自己惹来一身麻烦。
可就这样放过这伙 “大鱼”，马金成又不甘心。这起案件的案值之大、影响之广，是他从业以来少见的，要是能成功侦破，必定又是一笔耀眼的功绩。他在办公室里踱来踱去，烟一根接一根地抽，烟灰缸里很快就堆满了烟蒂。
纠结了整整一个晚上，马金成终于想出了一个 “两全之策”：他亲自带队去邻省的县城，摸清案件的具体情况，然后将案件移交给另一个侦查组办理。这样一来，既不算放过案件，又能让自己置身事外，避免和张老三的势力直接冲突。
第二天一早，马金成带着两名同事，驱车赶往邻省。在当地工商部门的配合下，他们很快就摸清了情况：这批走私车被藏在一个废弃的仓库里，张老三的团伙和当地的走私犯已经谈好了价格，准备第二天交易。马金成当即制定了抓捕计划，但就在行动前夜，他却突然改变了主意，以 “兰州有紧急公务” 为由，带着同事返回了兰州，将案件的全部材料，都移交给了另一个侦查组。
不出马金成所料，这起案件的最终结果，果然是 “罚款了事”。张老三凭借着背后的关系，只交了一笔数额不大的罚款，就安然无恙地脱身了。但让马金成没想到的是，张老三这一趟走私，虽然没被判刑，但连罚款带打点关系的钱，算下来几乎没赚到什么，相当于白忙活了一场。
张老三咽不下这口气，他认为是办案人员 “太不给面子”，竟然联合当地的走私犯，反过来把办案的侦查组告了，说他们 “滥用职权”“敲诈勒索”。
本来，马金成已经把案件移交出去了，这件事按理说和他没什么关系。可他千算万算，却忘了一件小事：他去邻省出差时，来回的差旅费、住宿费，一共花了一千多块钱，回来后，他找那个侦查组报销了。
就因为这一千多块钱的差旅费，马金成被牵连进了这起纠纷。张老三的人在告状时，故意把马金成也拉了进来，说他 “参与办案，收受好处”。
调查组很快就介入了调查。马金成反复解释，自己只是参与了前期的侦查，并没有参与后续的抓捕和处理，报销差旅费也是按规定办事，没有任何违规行为。可调查组的人却告诉他，“这事很敏感，你是全国劳模，影响太大，组织上需要保护你”。
所谓的 “保护”，最终变成了 “调离”。1989 年初，马金成被调离了经济检查站，安排到了工商局下属的一个闲职部门，名义上是 “负责后勤保障”，实际上就是让他 “赋闲”。每天的工作，就是看看报纸、喝喝茶，偶尔帮着收发一下文件，再也没有机会接触任何案件。
从万众瞩目的劳模英雄，到无所事事的闲职人员，这样的落差，让马金成难以接受。他曾经试图找领导申诉，想要回到办案一线，可每次得到的都是敷衍的答复：“组织上是为了你好，你安心待着，有合适的机会再给你安排。”
日子一天天过去，马金成的心态也渐渐变了。他开始酗酒，每天在办公室里喝得醉醺醺的，对谁都没好脸色。他觉得自己被冤枉了，被抛弃了，曾经的理想和抱负，在日复一日的闲散中，慢慢消磨殆尽。
四、下海沉浮：从意气风发到一败涂地
赋闲的日子一过就是三年。这三年里，马金成从最初的愤怒、不甘，变成了后来的麻木、消沉。他看着曾经的同事一个个升职加薪，看着那些曾经不如自己的人，如今都过得风生水起，心里的落差越来越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