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念头一旦冒出来，就再也压不下去了。他想起之前的一件事：乌金山镇供销公司的经理贾润全，曾经找过他，说大峪口村的煤矿，三年少报了5万吨产量，偷漏税100万，少交管理费25万，想找他一起去反贪局举报。胡文海当时没敢答应，但也没反对，贾润全后来真的去举报了。
可举报信递上去之后，晋中市反贪局把案子批给了榆次区税务局稽查处，稽查处去了几趟太原，查来查去，没查出证据，这事就不了了之了。胡文海后来听说，胡根生和李立生当时还说：“大峪口村没人敢告我，除了胡文海。”
“他们肯定以为是我指使贾润全举报的！”胡文海拍着炕沿，越想越激动，“他们怕我再告他们，就想让高家兄弟把我打死，永绝后患！”
从那天起，胡文海心里的“复仇之火”就烧了起来。他把那把藏了九年的双管猎枪找了出来，擦得锃亮，又买了两盒子弹；他还找人做了两张假身份证，万一“出事”了，好跑路。他甚至计划好了，要在除夕之夜动手，“春节晚会一开始，家家户户都在看电视，没人会注意我，到时候我想杀谁就杀谁。”
可他没动手。不是因为怕，是因为他还有牵挂，他的女儿和儿子。“我死了没关系，孩子不能没有爹。”他跟老婆说。
那时候的胡文海，还想过“走正道”。他觉得，胡根生他们贪污腐败，只要找到证据，就能把他们送进监狱，不用自己动手。于是，他开始搜集证据，准备上访。
胡文海是个认死理的人，一旦决定要做，就会做到底。他先是找到了1992年到1993年的村煤矿工资表，那时候煤矿实行计件工资，挖一吨煤给多少钱，运一车煤给多少钱，都记在工资表里。凭着这些工资表，他就能算出煤矿的实际产量，再跟上报的产量对比，就能看出猫腻。
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胡文海拿着计算器，算了整整一夜，最后得出一个数：胡根生他们这些年，至少贪污了500万！
“有证据了！”胡文海兴奋得一夜没睡。第二天，他挨家挨户地跑，找村民签名，他想让大家跟他一起上访，人多力量大。村民们有的怕惹事，不敢签；有的觉得胡根生他们确实有问题，就签了名。最后，他一共拿到了121个村民的签名，凑成了一封联名举报信。
他揣着举报信和工资表，先去了乌金山镇纪委，找负责纪检的崔书记。崔书记接过材料，看了一眼，说：“文海，最近事多，过两天我再查，你先回去吧。”
胡文海信了，回去等了半个月，没动静。他又去找崔书记，崔书记还是那套话：“再等等，我忙完手里的事就处理。”
这一等，又是一个月。胡文海明白了：“这是官官相护，不想管！”
他不死心，又去了榆次区纪委，再去晋中市纪委，最后甚至跑到了山西省纪委。他不光找纪委，还找公安局，两条腿走路，就不信没人管。
之前举报过煤矿的贾润全，听说他要上访，专门来找他：“文海，我跟你说，上访得有两个准备：一是有时间，得专门盯着；二是有钱，坐车、吃饭都得花钱，必要的时候还得买点东西。你别像我，最后竹篮打水一场空。”
胡文海把贾润全的话记在心里，他拿出家里仅剩的积蓄，当成上访的经费。他每天天不亮就出门，坐最早的班车去市里，最晚的班车回村，有时候为了等一个领导，能在机关门口蹲一整天。
省纪委和省公安厅的接待人员，态度确实不错，热情地听他说完情况，还把他的材料批给了晋中市公安处。晋中市公安处又批给了榆次区公安局，可到了区公安局，材料就被压了下来，一压就是五个月。
他去找榆次区公安局经侦大队的大队长，大队长叹了口气：“文海啊，破案得有人手，还得有经费，我们现在没人没经费，没办法啊。”
胡文海赶紧说：“经费我出！人手不够，我帮你们找！”
大队长又找了个理由：“不是经费的事，我们手里的案子太多，实在腾不出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