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自然科学界，”他停了停继续往下讲，“有一批杰出人士走在前面，我满怀喜悦在一旁关注着他们。另外有些人开始还不错，可惜没有坚持，他们过强的主观倾向导致他们误入歧途。还有一些人过分执迷于实证，搜集了大量实证材料，结果却什么也证明不了。整体而言缺少的是一种理论精神，只有这种理论精神，能突破重重障碍接近本元现象，成为众多个别现象的主宰。”
短暂的来访打断了我们的谈话，可不久又只剩下我们俩，谈话随即转到了文学方面。我告诉歌德，这几天我重新读了他的一些短诗，有两首读的时间特别久：一首为写孩子和老人的《叙事谣曲》，[88]一首题名为《幸福的夫妻》。
“我本人也颇重视这两首诗，”歌德说，“尽管德国读者迄今还不大能欣赏它们。”
“《叙事谣曲》的题材内容很丰富，”我道，“您却用各式各样的形式、技巧和手段，将其压缩在极狭小的篇幅里，其中我特别欣赏的是一旦接触到现实，老人对孩子们讲述的故事背景就戛然而止，余下的情节便在我们眼前自然地展开。”
“我在写下《叙事谣曲》之前，”歌德说，“曾在心里酝酿了很久，里边藏着我多年的思考。我曾经试着写了三四次，直到最后才写成现在这样。”
“《幸福的夫妻》这首诗母题同样非常丰富，”我继续说，“极富地方风情和生活气息，到处撒满了春日的明媚阳光。”
“我一直喜欢这首诗，”歌德说，“因此很高兴你对它特别感兴趣。而且最后欢乐气氛以两个孩子的洗礼达到**，我想的确是很妙的。”
随后我们谈到了《市民将军》，我告诉他，我最近跟一个英国人一块儿读了这部有趣的剧本，我们两人心里都产生了要看它演出的热烈愿望。
“就其精神而言，”我说，“剧中没有什么已经过时；就剧情的发展而言，也没有一个细节不是为舞台演出所设计。”
“在当时它确实是个好剧本，”歌德接过话头，“也曾经让我们乐了好些个晚上。自然呐，角色阵容强大，排演也很认真，结果到了台上对白便丝丝入扣，充满着生活情趣。马尔科尔米扮演梅尔滕，那可真叫绝了。”
“施纳普斯一角看样子也同样出彩吧，”我说，“我看呐，像这样精彩又讨好的本子，剧院的保留剧目里恐怕并不多。这个角色，这整个剧本，其意义的明确和现实应该是剧院求之不得的了。特别是那一场，他背着背囊走来，然后一件一件取出囊中之物，然后再给贴上八字胡，给自己戴上自由帽，穿起军装，佩戴好宝剑，真叫再精彩不过啊。”
“这一场过去在咱们剧院公演时总是十分成功，”歌德应道，“还有一个情况也不错，那个装道具的背囊是一件真正的历史文物。我拾到它是大革命时期在法国边境的一次旅途中；逃亡者的队伍曾经经过那里，有谁把它给丢失了或者扔了。剧本中出现的东西当时全装在里面，我只是照着写下来就是了；以后每次公演这个背囊和所有囊中之物都参加了演出，令我们的演员高兴得要死。”
现在观众还有没有兴趣看《市民将军》，看了有没有好处，对这个问题我们还谈了一会儿。
随后歌德打听我研究法国文学有何进步，我告诉他，我仍在轮流着读伏尔泰的作品，说他的伟大天才给予了我最纯净的幸福。
“我对他的了解仍然很少，”我道，“我仍在读他那些题赠他人的短诗，我反反复复地读，欲罢不能。”
“可不是吗，”歌德说，“像伏尔泰这样一位伟大天才写的东西全都应该不错，尽管我并不欣赏他所有那些狂妄表现。不过你长时间读他那些题赠他人的短诗并没有错，它们无疑算得上伏尔泰最具欣赏价值的作品。没有一行不明快、乐观、优雅，没有一行不充满智慧。”
“诗里反映着他跟这个地球上所有大人物和统治者的关系，”我说，“令人高兴的是，伏尔泰看样子在那些最有权势的人物跟前毫不感到自卑，因此表现高贵大度；你永远不会发现，有任何一个皇帝国王哪怕能在一瞬间削弱他精神的自由。”
“是的，”歌德说，“他是高贵大度。而且他不管多么自由不羁，却总能够很好地保持分寸，这就更不简单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