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崎听他背得只字不差，便打算再考他一个灵活有难度的题目，继续问道：“那这爱国一条，是指爱哪一国？”
范长逸在旁边听到这问题，顿时就觉得后脑勺一麻。白鹿书院虽然在教授海汉指定的教材，但对于这些细处却并没有给学生进行讲解。原因其实也很简单，站在书院的立场上，如果讲解这种敏感的政治概念，就是在自找麻烦。
儋州原属大明，但却被海汉实际控制，如果把爱国解释为爱大明，那岂不是对海汉怀有叛逆之心？儋州这地方前几年出过事，对于言论的监控要远大于别处，要是被有心人举报可就麻烦了。但要把其解释为爱海汉，海汉却又一直没有正式立国，这样一来也是名不正言不顺的说法。虽说民间已经默认了海汉这个国籍，不少人甚至以加入海汉籍为荣，但执委会都没宣布立国，你小小一间书院还抢在前面宣布了，这不成了越俎代庖之举？
所以书院在日常宣讲《启蒙》教材时，往往都只让学生熟练背诵内容，却并不会对其细节逐字逐句地进行解释说明。宁崎突然问到这么敏感的问题，这学生答不上也就罢了，范长逸更担心他胡乱作答，惹恼了宁崎就不好办了。
那廖响沉默片刻才开口道：“当须徇忠义，身死报国恩。学生以为，爱国无非忠义二字。若要忠，学生既生于大明，当忠于大明。若要义，学生成长于海汉治下，举家入籍享海汉之福利，当为海汉效力。忠义如何两全，爱国二字该如何做到，还请首长指点。”
廖响所念的两句诗是来自唐朝诗人李希仲的《蓟门行》，讲的是军人以身报国的内容，意思是为国而死，乃是忠义的极致。但廖响显然对于宁崎所提出的问题也没有明确的答案，好在他这番对答也算巧妙，并没有偏向于任何一边，范长逸听完也稍稍放松了一点。
宁崎笑了笑：“你这突然就念了两句诗……”
他转头看看张新，张新会意地笑道：“还好不是那两句，不然真有点吓人了。”
众人皆不明白这二人所说的意思，都是听得面面相觑。宁崎也不解释这个梗的由来，对廖响说道：“以你现在的年纪，能有这样的觉悟，已经算是相当难得了。海汉与大明，不是对手关系，所以忠义之间，也不存在你所认为的对立关系。如果身在大明，那当然是爱大明这一国，但既然入了海汉籍，那就是海汉人了，选择国籍的时候，也就决定了你要向哪一国效忠了。”
廖响每个字都听得明明白白，但对于宁崎这番话却仍然觉得理解的程度有限。宁崎见他脸有迷茫之色，轻轻拍拍他肩膀道：“现在想不明白没关系，等你年纪再大一些，自然就会懂了。”
宁崎对于由自己亲自主导制定的海汉爱国主义教育方略还是很有信心的，等立国庆典之后，这相关的宣传就会在海汉治下各地铺开，届时像廖响这样的少年，自然会在一波接一波的宣传攻势下逐渐明确自己的归属。一面是日暮西山的腐朽帝国，一面是蓬勃向上的新兴势力，该向哪一国效忠，聪明人肯定能做出正确的选择。
宁崎又随意在堂上点了几人抽问，回答倒也基本合乎他的预想。这些少年学子基本都能背诵海汉教材上的内容，但理解的程度大多比较有限，还是处于死记硬背的水平。不过这已经让宁崎比较满意了，毕竟在这边推广新教材才一年多时间，负责讲授教材的教师也大多是本地人，能够做到这样的程度已经不错了。虽然比不了三亚那边的教学水平，但想想大明统治这里已有两百多年，而海汉人来到这里才几年而已，要改变民众心中根深蒂固的观念，的确不是一朝一夕之功。
范迪门在旁边断断续续听了张新的翻译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当下也有些佩服海汉人的手段，在占了大明的疆土之后，居然能想到借助教育机构，来影响年轻一代的想法。由这个细节也能看出海汉人在治理国家方面的规划已经非常完善，连这些十来岁的少年也早就成了他们的棋子了。范迪门觉得不出二十年，这个岛上的人大概就会彻底忘记他们曾经归属大明这件事。
相较之下，东印度公司在巴达维亚的教育工作只能得到不及格的分数，据范迪门所掌握的情况，巴达维亚城中仅有一所学校负责教授荷兰殖民者的子女读书识字，而当地汉人则是都会将子女送去汉人办的私塾念书，土著则基本没有送子女入学的权力。由于东西方文化各不相同，荷兰人也没办法强迫汉人后裔进入他们办的学堂中学习，因此虽然东印度公司在巴达维亚已经立足十几年，但与汉人、土著之间的文化隔阂却丝毫没有得到消除。
东印度公司过去在教育领域的不作为，也使得巴达维亚当地民众对于荷兰人的统治严重缺乏认同感，至于类似海汉这种通过入籍来获得的归属感就更无法谈及了。在当地出生新生儿中，只有纯荷兰血统才能自动获得国籍认证，而那些混血的私生子顶多也就得到一个入学的待遇，但想要得到荷兰的国籍却是十分困难。至于汉人，似乎绝大多数的汉人并没有要加入荷兰国籍的打算，他们虽然距离大明数千里之遥，但却依然将自己视作明人看待，这也是让荷兰人感到非常无奈的一件事。
范迪门上任后所面临的局面非常严峻，在此之前还真没有将太多的注意力放在教育上，也是来到儋州之后，才注意到海汉人对于大众文化教育的重视程度非常之高。海汉不但负担了所有的教材费用，而且还会拿出不少钱财奖励那些学习优异的人，并给予他们前往三亚深造进修的机会。不问可知，这些学员去到三亚之后，自然会被海汉在当地取得的建设成就所折服，然后在进修过程中逐渐变成海汉的忠实拥趸。
但与其他领域的落后状况相类似，范迪门也再次发现海汉的这套教育策略很难照搬回去。这中间的原因有好几个，其一，东印度公司在财政预算上不可能像海汉一样对教育领域有着比较宽松的待遇，甚至连多办几所学堂加大入学生员数目都很难实现。其二，东印度公司与巴达维亚当地人的文化差异太大，不可能像海汉这样与大明文化迅速融为一体。其三，海汉人在教育领域的规划非常全面，看得出他们是早早就做好了长远打算，并且以极高的效率在付诸实施，而东印度公司在这方面既缺乏专业人才，也难有像样的规划。
范迪门想起早些天在三亚参观教育机构的时候，他看到有别国学生在海汉学府中进修，其中甚至还有金发碧眼的欧洲少年——不问可知，那一定是海汉盟友葡萄牙人送去的学员。这些外国学员在海汉学府所受到的教育，其洗脑程度大概也不会比这儋州的书院差多少，等这些学员学成归国，少不得又是多出了一批海汉的拥护者。二十三十年之后，这些学员当中可能有不少人都会进入各国的政坛上层，届时海汉苦心经营的教育机构，才到了真正展现出影响力的时候。
而东印度公司到那个时候会是什么样的境况，范迪门很难做出预测，但想想生活在巴达维亚的数千汉人，他突然觉得后脊梁有点发凉——海汉既然能对大明的子民动用手段，日后自然也能对其他地方的汉人采用教育这种简便易行的方法来收买人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