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脸上蒙着白布，面向东方，右手在上，仰卧。
抬尸架是松木制成的，共有两根长木棒和九根短木棒，外边缠了白布条，用麻线固定，一共有九层，看起来像楼梯。
负责抬尸的是家支里和死者关系最近的年轻男子，一共六人，我和我表哥站在最前面。
除了我们六个人之外，后面还有其他九个小伙子背着烧尸用的柴火，两个人背干柴，七个人背湿柴。
表哥冲我们大家喊：“好，从现在开始，一鼓作气！准备好，三……二…
…一，起！”
按照诺苏人的规矩，抬尸中途绝对不能停下，必须一口气抬到火葬地。
礼炮车在最前面开路，车身上插了祭帐和彩旗，放炮声震耳欲聋。
鞭炮是葬礼的必备之物。客人来吊唁了要放、干迷信时要放、出殡上山时要放、火葬时也要放。
所有人都穿着或黑或蓝的素色衣服，戴着黑头帕，悲伤是一种颜色。我们在山路上排成一条蜿蜒的长龙，沿途也不断有人加入。
连成片的哭丧声让利姆的空气都变得潮湿。我真希望这是一场梦。只有压在我肩膀上的抬尸架在反复提醒我，我没法回避他的不辞而别。
火化的地点在半山腰，而山涧里蜿蜒的那条河流则是不幸的证明。
与病死、老死这种正常死亡相对立的，则是由谋杀、自杀和其他意外造成的非正常死亡，也叫“凶死”。
正常死亡的人葬在树林里或者山坡上，而非正常死去的人则要葬在溪流旁。
去世对于寿终正寝的老人来说其实不算沉重，他们只是安详地离开人间去了另一个地方，所以喜丧的现场甚至有时候还会请人唱歌跳舞。
但在凶死之人的葬礼上，你只能选择哭或者沉默。
在一个相对平坦的山凹间有个浅浅的土坑，土坑上的白柴木架按照“男九女七”的模式摆成井字，一共九层，那是我们家族预先为哥哥选好的葬点。
大部队到达山边的小溪旁时，有几个小屁孩正在打水漂，头人吼他们，说你们是谁家的小孩？别人办白事，你们在这玩什么玩！
1992年，我六岁。那时候经常看到有几个比我岁数大的孩子们在打水漂，我也想试试。我捡了一块石头往水里砸，它却只是淹死了。
身后传来我哥的声音，“俄切，你技术也太烂了。”
“你会吗？”
“我当然会了。”
“你能打几个？”
“我教你。”
他在地上挑了一块小石头拿给我看，他说比较合适的石头应该是扁平又光滑，不大不小，最好是鹅卵石和河石。
用拇指和食指握住石头边，就可以更好地控制石头的“飞行”轨迹和力度。
另外，投掷的角度不能太大。
他一边说一边示范给我看。
他侧着身体，一条腿朝前迈，用力甩动手腕，小石头在空中飞出了一条弧线，在与水面接触的那一刻，刚刚踩出涟漪，小石头就立刻像小青蛙一样往前跳，瞬间一片灿烂的金光闪烁。
我急忙拿起一块石头准备开始练手，他说等等，要等到水面平静了再打。
妈妈让我和我哥去小卖部买包盐，结果我们两个打水漂打得如痴如醉。
我练习了好久好久，最终还是没超过我哥。
最后我不服气地对他说：“尔古，你等着，我以后一定会打败你的！！”
2001年的成都的某个午夜，闪光球把我们的皮肤照得五彩斑斓，我身边的陌生女孩正在吃一根淡蓝色的棒棒糖，我跪在地上，用一张银行卡把倒在她大腿上的粉末刮成一个个小条。
女孩俯下身子，柔软的嘴唇轻轻摩擦我的耳垂，她问我：“你能打几个？”
我当时已经很晕了，迷迷糊糊给她比了一个“OK”的手势，她说你倒是快说啊，光答应干什么！
不是，我的意思是，最多打三条。
我们把尔古按照“头东脚西”摆在柴堆上，送葬的物品玲琅满目地堆放在火化场周围。
嫂子给哥哥嘴里插了一根点燃的香烟，让风吹着它一点点燃尽，然后对他说：
“尔古，你走吧，以后你再也不会疼了，解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