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见了，钢铁学妹。」我在心里轻声说。那声音很轻，轻到连我自己都听不见。
毕业后的两个月，我办好了手续，背起行囊去了欧洲。
我不是去追求音乐梦想，我是去「放逐」。我想去一个听不懂中文的地方，去一个没有人知道「林鸿运」是谁的地方。我想去一个，空气中没有樟树香气的地方。
我先是在伦敦待了一阵子。那里的雨很多，细细密密的，打在古老的石砖路上发出沉闷的声响。每当下雨的时候，我会坐在泰晤士河边，看着灰色的水面。我发现，即便身处千里之外，雨声依然会自动在我的脑海里转化成《夜曲》的节拍。
「该死的双子座。」我会对着河面自嘲。我的脑子里像是有一个坏掉的復读机，不断地播放着那些破碎的画面。
后来我去了南欧。巴塞隆纳的阳光很烈，烈到能把皮肤晒得发疼。我试着去听那些激昂的佛朗明哥吉他，试着用那种狂野、焦灼的频率来覆盖心底那种清冷、橘色的音符。
我开始在不同的城市间穿梭，像是为了躲避某种无形的追捕。我刻意不碰吉他，刻意不去联络阿凯或小璇。我以为只要我走得够远，只要我见过的风景够多，方琳琳这个名字，就会像是一张被洗旧的照片，最终褪成一片空白。
但遗忘不是一种「抹除」，而是一种「习惯」。
我习惯了在深夜看着异国的天空，假装自己不记得那盏忽明忽暗的街灯；我习惯了在看见白色连帽外套时，忍住不去寻找那个马尾的身影。
在流浪的一年多里，我做过餐馆洗碗工、在农场採过葡萄，也曾在街头当过临时的导游。我的生活变得杂乱而无章，与方琳琳那种精密规划的人生完全背道而驰。
直到有一天，我在布拉格的一个广场上，看见一个盲人乐手在弹奏大提琴。
那音乐低沉且厚重，带着一种看透世事的淡然。我站在人群中，突然感觉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平静。我发现，我不需要遗忘她，因为她已经成了我灵魂底色的一部分。
我想回去了。不是回到过去，而是回到音乐本身。
与此同时，在那个只会下雨、不会下雪的北方城市。
方琳琳在名校研究所的生活，是一场无止尽的马拉松。她的导师是个严苛的老教授，她的同学全是一群像机器人一样精准的竞争者。
那里的雨很多，且总是带着一种刺骨的湿冷。
「琳琳，你的人生不能有误差。这间研究所的导师在业界很有影响力，你要好好表现。」父亲在电话里的叮嚀，依然是她每天必须吞下的良药。
她依然是那个「钢铁学妹」。她的论文进度全班最快，她的简报无可挑剔。她学会了在潮湿的雨天里，穿着乾净俐落的套装，撑着一把黑色的、巨大的雨伞，在研究生大楼与图书馆之间穿梭。
但她再也不听纯音乐了。
她的耳机里总是放着英文广播或是学术演讲。她害怕安静，因为只要环境一安静下来，那段名为《夜曲》的吉他旋律，就会像潮水一样漫过她的脚踝。
那里不常下雪，所以那种寒冷是直接鑽进骨缝里的，带着一种没法排解的湿气。
「琳琳，你看过这个吗？」
某次同学聚会，一个同样来自母校的学长拿出一张照片。「听说吉他社那个怪咖林鸿运出国了，他在社办留了一把琴，上面还有纸条。现在那把琴成了社办的镇社之宝，说是谁弹了都能找到真爱。」
方琳琳看着照片里那把有些旧、琴身漆面磨损的吉他，手心猛地一缩。
她转过头，看着窗外灰濛濛的雨景，语气平淡得像是在谈论天气：「是吗？那挺好的。有些人，本来就适合留在回忆里。」
那天晚上回到宿舍，方琳琳在黑暗中坐了很久。她从皮夹的最内层，拿出了那枚已经磨损严重的吉他拨片。
她发现，北方这座城市的雨，比起南方的雨，多了一种让人想哭的沉重感。
转眼间，一年过去了。
我结束了流浪，回到了台湾。我没有回到那座有着大樟树的城市，而是选择在一个同样多雨、节奏稍微慢一点的城镇落了脚。
我用这两年在国外打工存下的钱，租下了一个老旧巷弄转角的小店面。
我开了一间琴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