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本身相当简单，最年幼的男孩忽然开始哭泣并呼唤“妈妈”，并带动所有儿童都陷入情绪崩溃。事件发生时她独自在角落里堆沙堡，完全无视了周围突然发生的变化。五分钟后，工作人员开始介入，每个儿童都分到了他们适用的安抚用品，包括糖果、毛毯、玩具和音乐，当工作人员发现她对此毫无反应，表现出震惊与不悦的情绪，她迅速捕捉到这点，并立刻站起身，用塑料铲猛击工作人员的下体。
“换掉她。”她对我们说，“她很恶心。”
这不符合规定。她接受了这个事实，毫无怨言。我们又许诺，如果她配合解释产生这种感受的深层理由，就联名提交报告，争取更换的机会。
她反问我们：“那算什么规定？”
就好像在等待着机会问出这个问题。她不仅不承认外界赋予的所有权，并且天然地质疑规则的天然合理性。
在我们以为对话结束时，她却又解释了“恶心”的来源：“她（工作人员，下同）好像觉得我一定要怎么怎么样才可以。她凭什么？她觉得她比我强，比我对。”我们注意到她没有简单地形容“要和其他孩子一样”，而是使用了更加概括式的说辞。她厌恶框架和定义本身。她认为自己是强者，并迅速使用武力捍卫自己。
我们又询问她为什么拒绝交换条件后选择无偿给出答案，她凝视着我的眼睛，其力量和深度都使我如坐针毡。
她说：“不要什么。我乐意。”
她需要学会如何正当地表达不满。我们为她增设了社会学与法律课程。这似乎有些过早，在她建立完整的道德内核前，那些内容更多属于武器而非限制。但我们相信她能靠自己得出正确的结论，即在当下社会中，合作远比冲突更有利，毕竟，无论是出于道德选择还是策略选择，所有逻辑都通向唯一的终点。
她几乎立刻就理解了我们的潜台词。我们观察到她向工作人员道歉，并赠送一朵小花作为和解的礼物。每当工作人员出现在视线范围内，她都会立刻给出愉快的反应，包括挥手、微笑、礼物和赞美。她迅速成为了工作人员最喜爱的孩子。
我们照例询问了她，准备面对狡猾的伪装和甜美的掩饰。但是这一切都没有发生，她说：“她（工作人员）挺无聊的。”
“你讨厌她，但认为需要符合某种期待，所以假装喜欢她？”
“也没有。我不讨厌她，我只是不那么喜欢她。她比其他小孩好些，至少她能和我说话。她告诉我她有个比我小三岁的孩子，是个男孩，还和我说到了她的丈夫，听起来好像她觉得自己配不上那个研究员（丈夫）。我告诉她没这回事，她很高兴。”
“你非常诚实。”我是在问她为什么。她可以理解潜台词，远超年龄。
“我还挺喜欢你们的。”她说。
“是吗？为什么？”
她笑起来，有两个甜美的梨涡。她觉得我问了个愚蠢的问题。研究我们这些研究她的人是一件有趣的事，她从未掩饰过这个观点。
她的行为不受外力（奖励、惩罚）驱动，只源于内在的、不可预测的意志。这对任何试图控制她的系统而言，都是最具有挑战性的答案。
无论是我们还是她都知道，有些东西比这里的围墙和天花板更坚固——那是常识的围墙，人性的穹顶，以及我们面对一个无法被归类的存在时，内心深处无声的恐惧。
无法用“创伤后应激障碍”来简单定义她。创伤或许是一个契机，撕开了某种内在的帷幕，但帷幕后面的东西，可能生来如此。有些“异常”是先验的、本质的，而非后天创伤的产物。她像一面镜子，反射出我们所有试图“治愈”她的努力，反而让我们看清了自己——看清了我们对于“正常”的固执，对于无法理解之物的恐惧，以及潜藏在“帮助”名义下的、想要将她“驯化”的欲望。
好消息是，我们从未尝试驯服她。我们表现得像是，那意味着我们彻头彻尾的失败，和不言自明的局限性。
驯服另一个个体，即使是系统中的“异常个体”，毫无疑问是对个人意志的终极否定，同样也违背了社会和机构的期望。她或许理解了，或许没有。我们最大的错误就是无法怀抱开放包容的心态，而是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困惑、警惕与畏惧。理想社会如何面对、包容并引导那些天生难以被“社会化”的个体，仍旧是需要长期实践的过程。这一前沿教育难题，拥有了宝贵的机会得以发展，而我们已经错失了获得她信任的窗口时机。
系统本身的设计初衷是善意的，但执行过程中的人性弱点，我们自身的缺陷，导致了失败。
好在她显然对我们怀抱着开放的态度，容许我们在她的头脑之中漫步。小组成员都承认，我们的所学已经不足以承担教导她的重任，也已经在过程里犯过无数次错，反而是她在对我们的行为进行测试和矫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