及（李宝臣）薨，孔目官胡震，家僮王它奴劝惟岳匿丧二十余日，诈为宝臣表，求令惟岳继袭，上不许。遣给事中汲人班宏往问宝臣疾，且谕之。惟岳厚赂宏，宏不受，还报。惟岳乃发丧，自为留后，使将佐共奏求旌节，上又不许。初，宝臣与李正己、田承嗣、梁崇义相结，期以土地传之子孙。故承嗣之死，宝臣力为之请于朝，使以节授田悦，代宗从之。悦初袭位，事朝廷礼甚恭，河东节度使马燧表其必反，请先为备。至是悦屡为惟岳请继袭，上欲革前弊，不许。或谏曰：“惟岳已据父业，不因而命之，必为乱。”上曰：“贼本无资以为乱，皆借我土地，假我位号，以聚其众耳。向日因其所欲而命之多矣，而乱益滋。是爵命不足以已乱而适足以长乱也。然则惟岳必为乱，命与不命等耳。”竟不许。悦乃与李正己各遣使诣惟岳，潜谋勒兵拒命。[8]
《资治通鉴》在这里相当形象地连用了四个“不许”，足见德宗“不欲诸侯子孙专地”的决心之坚。而在《资治通鉴》的作者看来，德宗对成德事件的强硬态度，正是此后三镇“潜谋勒兵拒命”的根源。事实上，也正是在这一事件后，德宗开始了一连串针对两河藩镇的强硬举措：
（正月）丙子，分宋、亳、颖（颍）别为节度使，以宋州刺史刘洽为之；以泗州隶淮南；又以东都留守路嗣恭为怀、郑、汝、陕四州、河阳三城节度使。旬日，又以永平节度使李勉都统洽、嗣恭二道，仍割郑州隶之，选尝为将者为诸州刺史，以备正己等。[9]
二月，德宗发京西防秋兵一万二千人戍关东[10]，并亲御望春楼宴劳将士。“三月庚申朔，筑汴州城”[11]。史称：
（代宗时，）凡河朔诸道健步奏计者，必获赐赉。及德宗即位……奏计者空还，无所赏赐，归者多怨。或传说飞语，云帝欲东封，汴州奏以城隘狭，增筑城郭。李正己闻之，移兵万人屯于曹州，田悦亦加兵河上；河南大扰，羽书警急。[12]
从李正己移军毗邻汴州的曹州来看，借由成德事件引起的朝叛对抗现在正式将河南的两大藩镇淄青与永平推上了对峙的前线。虽然因为战争的需要，永平军内部分出了宋亳颍这一新镇（一个月后它被赐名为宣武）[13]，但李勉也获得了都统宣武与河阳三城两节度的权力，其在河南的势力现在臻于极盛。而在淄青一边，虽然李正己不久后的去世对其应是个打击，但早已被正己培养为继任者的李纳则顺利取得了淄青的军政大权，并追随其父的意愿，继续联合其他三镇与唐廷对抗。
在审视了淄青与永平的情况后，我们紧接着要来看一下另一个重要的河南藩镇淮西在德宗初年的走向。如果说，德宗的即位对于淄青节度使李正己的威慑，乃在于它使后者意识到了期以土地、名位传于其子李纳的意愿可能遭到来自前者严厉的阻遏。那么对于在德宗即位前两个月方因驱逐节度使李忠臣而被代宗委以淮西留后的原淮西都虞候李希烈而言，德宗的即位却使他得以名正言顺地获得淮西藩帅的资格。史料记载在德宗即位的当月，李希烈便由淮西留后被唐廷正式任命为淮西节度使。[14]当年九月，唐廷又赐淮西“淮宁军”之号。[15]旧史认为这正是德宗宠信李希烈的表现。[16]德宗对于淮西的这种优待可能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首先最重要的是，淮西并没有参与到淄青、魏博、成德、山南东道四镇相结“期以土地传之子孙”的联盟中，这显然是德宗区别藩镇顺逆与否最根本的一个标志。其次，淮西镇在德宗即位的当口正处于内部权力交接的关键时期，逃难至京师的前淮西节度李忠臣当然不可能被再委以节度之职，而拉拢已经掌握淮西实权的淮西留后李希烈则不失为稳定淮西局势的可行途径。并且，淮西的邻镇正是长期倔强不朝的山南东道，对于后者而言，淮西是其周近军事实力最强的藩镇。这样说来，德宗之宠信李希烈，正有借其遏制山南东道节度使梁崇义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