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实际上，京西北八镇却绝不属于这种“规划过的空间”，而是一个在原有的关内、朔方军基础上通过逐渐裂变而形成的格局。最明显的例证就是凤翔、泾原、邠宁、振武这四镇在德宗时代以前就已经存在了。因此，如果黄氏上述的结论是针对德宗时代以后的情况，那么它并没有办法表现出德宗以前京西北的空间情形。而如果我们对德宗以前的情况不甚明了，那么关于德宗时代的立论可靠性也就会降低了。
因此，当现今学者对于关中藩镇的考察只集中于朔方军与作为整体的京西北八镇时，他们其实忽略了“京西北八镇”实际上是由一系列历史事件组成的“动态过程”这一事实。这并不是说他们的研究是完全缺乏“历史性”的[7]，但也仅仅是将每个藩镇的形成时间与其他历史信息作为第二级内容添置在这种综合性考察的各个藩镇类目之下。而对京西北藩镇成长过程的忽略，不仅无形中造成了对特定时间内这一关中空间体系存在意义的误读，而且也使得我们错过了一个在考察京西北藩镇实际发展历史的基础上，揭示其构建和演进背后所隐藏的政治逻辑的绝好机会。下文的论述，正是我们对京西北藩镇的这种完整化形象进行逐级解构，并在解构中重新赋予其历史意义的一种尝试。
一、肃宗朝：扇形空间的奠定
虽然从名义上讲，安史之乱爆发后的关中大部仍是以灵武为治所的朔方军辖所，但由于朔方军整军东调平叛，因此无论是灵武还是其他地区，留驻当地的唐军都不多。所以，当我们着手讨论关中的空间问题时，就不得不将另外几个藩镇的建立看作安史之乱后关中空间重构真正的开始。它们分别是乾元元年（758）设置的振武军节度使、乾元二年（759）设置的邠宁节度使，以及上元元年（760）设置的鄜坊丹延节度使和凤翔节度使。
关于这几个藩镇设置的目的，学者已经指出，主要是为了平定肃宗朝末期出现在关中的党项骚乱。[8]党项部落早在安史之乱前就已经广泛分布在关中各地。安史之乱后，党项乘关中空虚，开始向渭河平原一带逼进，其与唐军的军事冲突也愈演愈烈。
振武军节度使设置于乾元元年，《资治通鉴》称：
是岁，置振武节度使，领镇北大都护府、麟、胜二州。[9]
《新唐书·方镇表》“朔方”条记载为：
（乾元元年）置振武节度押蕃落使，领镇北大都护府、麟胜二州。
史称当年九月，“招讨党项使王仲升（昇）斩党项酋长拓跋戎德，传首”[10]。因此上引史料的“蕃落”可能主要就是指党项，而振武军节度使的设置也可能是针对后者。但是振武军节度毕竟远在北方的黄河岸边，而党项却以南下为其进军路线，因此唐廷不在其南下的路线上设置屏障，反而想从后方借振武军之力来控扼党项，看来终究有点儿不太现实。所以我更倾向于认为，振武军节度使在此时的设置，应该与其在唐后期主要面对的目标一样，还是针对北面的回纥。
回纥此前已帮助肃宗收复两京，就在振武节度设置的当年七月，肃宗以宁国公主嫁回纥可汗，而回纥更有意帮助唐廷进讨河北的安庆绪。虽然唐回之间并非没有芥蒂，但是唐廷因平叛之需，不得不在此时与回纥发生密切联系则是必然的，所以振武军节度使恐怕就是因此而设。这倒未必是唐廷想要借振武军防遏回纥，而或许只是方便两者的交通而已。总之，我们对于此时设置振武军节度使的目的还不是十分清楚，而且关于振武军在此时的表现，甚至首任振武军节度使是何人，史料都几乎没有留下任何记载。又据《新唐书·方镇表》载，广德二年（764）罢振武节度。若果真如此，则初设的振武军节度使实际只存在了七年，到代宗初年就被废置了。[11]也就是说，振武军节度使在肃宗朝的设置意义并不大。
与振武军不同，同样设置于肃宗朝的邠宁、鄜坊、凤翔三镇则有明确记载，是为了对付南下的党项。据《新唐书·方镇表》“邠宁”条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