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制度的弊端在于此，法国革命的弊端在于未能消解旧制度的弊端，旧制度造就了那么多变形者，革命却不能让他们摘掉面具。一个人不因出身、信仰、经济收入和政治地位的不同而受别样待遇，仅作为一个人就有平等权利，从生命的起点到终点都是如此，他才有坚固的现代身份。这样的身份培育的是独立人格，他不因观念差异和世事多变而觉得受威胁，愿意接纳新变化，并从中寻求人与制度、个体与集体的平衡。在英国历史上，人的身份与制度的关系不是逻辑难题，也没有实践困难，一切旧的在不知不觉中沉积为历史遗产，一切新的如愿登上现代舞台，由此成就了英国传统的“伟大连续性”。在旧制度晚期的法国，普通人为了确定的身份抗争不息，但徒劳无功。
对于法兰西民族的心理困境，敢于面对真实，并在争论中寻找新社会的常识与共识是抵消动**的好方法，但承载公共舆论功能的报刊不是独立的。在传统权威弱化的时代，出版业虽触及旧制度的运行模式，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初具眉目，普通人能以书报自我教育，培育独立的判断力，但王权和教权不断削弱时代舆论的批判力，普遍的不满无处申诉，申诉了也无解决的希望。“最小的自由结社，不论目标如何，均使政府不快，只让那些由它一手组成、由它主持的社团存在。”[63]人是高贵的政治动物，但在此时此地不得不屈从于生存本能，权力被扭曲的欲望所污损，失却古典时代的荣耀感，降格为谋生的手段，它不能保卫崇高的理想，反而是为人取笑的行当。
英国和法国处在历史辩证法的两端。英国人有确定的身份，不会在神秘的荒凉中**着身子狂奔，没有狂奔过，民族精神里就缺少一点野蛮的诗意。而法国人在另一端，18世纪启蒙理性颠覆了经院传统，19世纪浪漫主义又解放了作为理性对立面的情感，20世纪当浪漫主义滑向悲观的存在主义时，结构主义作为传统哲学的对手出现，这是一次语言的革命，词语打碎了风俗与制度赋予它的意义，它也不想寄生于物象与事件，要独立地表达自我。只是一路狂奔，代价不菲，但法国人又能怎么办？旧制度下的人性之恶会变形，无限繁衍，就像希腊神话中的九头蛇，赫拉克勒斯打碎了一个头，一个新的又长出来，而中间那个怎么都砍不掉。对于不断变形的恶，劝它向善是徒劳的，要彻底消灭它，斩断恶的根，1789年革命担负了这样的使命。它让那些藏在阴暗洞穴里的孤独者，那些因不见光亮而日益枯瘦的懦弱者，走出生存理性的洞穴。但有些斩断恶之根的操刀手就脱胎于这样的恶，他们在欢呼的人群里四处观望、内心冰冷，不时用脏衣袖抹几把鼻涕，然后用愚弄旧制度的手法对付新制度。
对于法国旧制度的风俗，当时的人难有改善的良策，而现代史学家，虽能自由地翻阅档案，思考暴力革命的起源，却未必有事后的智慧，清楚地知道法国人如何摆脱为公与徇私的困境。法国的旧制度确实出了问题，但比制度之祸更难以厘清的是人心之乱，制度源于人心，不公正的制度让人心更迷茫。普遍的不公里尚存良法，却是僵滞的，或是浮动多变的，因执行者冷漠的面容与刻薄的言辞失去感化人心的力量。若要彻底改观，首先是变革制度，还是改良人心？不变制度，如何改人心？不改人心，如何变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