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昭和十三年当了助教，专攻日本思想史。明治以后属于现代史，若是研究这一段，资料的阅读并不需要书志学的特别训练。但日本思想史的研究，从学问的分工来看，需要追溯到明治时代以前。而且研究政治思想的，必须从儒教学起。于是便顺着手头之便，接触起用江户时代的汉文体写的儒书。
但并不感到有意思，总觉得其千篇一律，毕竟只是仁、义、礼、智、信之五常，“君臣义，父子亲，夫妇别，兄弟序，朋友信”之五伦。这些道德的基础，曾在学校的修身教育和汉文课上被灌输过，已觉乏味。其实，江户时代的儒学思想，也并不如其表面看起来那样单调，只是当时自己没有眼光。南原先生是直接指导我的先生，也不能太过抱怨。记得有一次，我对冈义武先生表示不满说：“一读原史料的注释书就厌烦。”冈先生叫我以学习经院哲学的态度去研究。当然，“经院哲学”一词不太好听，当时被看成是烦琐哲学。文学部的人不用说，专攻法学、政治学的人，也真是要富有耐性地去读儒者的书。
就这样只出于某种需要，我顺着手头之便，不管时代顺序，无．体系地拿起原史料就读。同时，开始学习四书那样的中国古典，并为学习书志学而听文学部的讲义。学习中，发现在江户的儒者里能闪出点光辉的就是荻生徂徕，于是便决定研究徂徕。我非常尊重南原先生的人格，并且在学问态度方面从他那里得益不少。但南原先生比较缺乏日本思想的专门知识，他连徂徕与仁斋在时代上谁先谁后都不知道。所以，在日本思想史研究方面，只能自己决定题目，自己在混沌中摸索研究的方法与角度。我决定先努力读徂徕，然后顺时代向徂徕以前和以后的内容扩展。
关于自己是怎么研究起徂徕的，我心中非常清楚。但自己是如何关心起福泽的?其契机现在怎么也想不起米。昭和12年时，羽仁五郎著的《白石·谕吉》在岩波书店作为大思想家文库之一册出版了。此书的正文几乎为引用文占领，那是借白石、谕吉的文章来与当时的时代对抗。大概这本书的出版成了我的一个契机。我还记得，电影导演田坂真隆曾把山本有三的作品《路旁的石》拍成电影。这部电影中，有个场面是一少年在教室朗读《劝学篇》，屏幕上映出了如下字幕：“天不生人上人，亦不生人下人。”那印象非常深。山本有三的原作和这部电影在当时的时代，是富有良心的作品。
总而言之，一开始读福泽谕吉，就产生了强烈的兴趣。与其说兴趣，不如说是感到痛快，那种痛快感也许是今天难以想象的，特别是《劝学篇》和《文明论概略》，其每一行都好像是对当时那个时代的猛烈批判，读着读着，真是连续地感到痛快。这样，直到战争结束为止，在日本思想家中，我真正好好研究过的，就是荻生徂徕和福泽谕吉。关于后来的思想家的研究，是不能与此二人同日而语的。
徂徕与谕吉两人，时代相差一个半世纪以上，而且思想上没有什么直接关系。如果勉强说有的话，那只能举出，福泽少年时代的儒学先生白石常人属龟井南冥、昭阳的学统，而龟井父子是继承了徂徕学的，在福泽的著述中，也曾出现徂徕的名字，但那不过是在指出“徂徕这样的大儒也认为汉学者不行”的文脉中提起。尽管两者的相互关系没有清楚的轮廓，但我一直认为其两者之间有亲和性的相似。正因为如此，数年前《徂徕全集》问世后，出版社的编辑小尾俊人告诉我，白柳秀湖曾有过“福泽谕吉与荻生徂徕”的论稿。白柳秀湖其人不大为经院派历史学家所信用，在山路爱山、竹越三叉等明治民间史家流中也排在最后，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他着眼于徂徕的“政谈”，说徂徕是封建社会的马克思。这篇论稿载于他的《历史与人间》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