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条竞争原则看来系一毁灭性因素，因为它破坏了发展能力——所有这些片面改造了的形式指向了死胡同；必须指出，人类形成的要点就是：我们的祖先幸运地避开了竞争原则的赐福。（340页）
所有保持了原有的手的灵长目动物变成了人，而所有开始失去拇指的灵长目动物则变成了猴子。（350页）
为了彻底杜绝各种误解，有必要在此着重指出：这里涉及的并非某些人种起源于类人猿，而是那些共同的祖先群分裂成了几支旁系，由这些旁系产生了各个人种，也产生了类人猿。我也许已经足够清楚地阐明了类人猿这些面目全非、每况愈下的形式是如何形式的。变为人类的企图失败了——这是最末一次这类分离。（479页）
这就是说，并不是特定的适应（为斯宾塞所设想的那样），而正是人在器官学方面的半瓶醋状况使得人没有像他的近亲猴子那样成为手指灵巧的“专家”。最为持久的“记忆力”——这已存在于人的解剖结构中——和“半瓶醋状况”贯穿于人的所有最本质的特征。而那些背道而驰、仅从他的动物伙伴出发的“进化”者则再度失去了较高级的素质结构，这些素质结构的痕印原是存在的。唯有在器官及其功能不具备对环境的特定“适应性”——人的近亲具备这种适应性——这一基础上，任意的、自如的适应（即人的理智、选择、语言和制作工具）的基本条件才能发展。而所有自然主义都无力“解释”人类形成的另一基本条件——有目的的精神活动。
还应该认为：各个人种与各种灵长目动物之间存在相似关系，徙移从地理上说是真实的、完全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自然人单源形成说越来越显得不可信了。德弗里斯[3]在其论述突变理论的著作中提出一个著名的例子“智人”，说明了林奈[4]如何将若干截然不同的物种融合成了人工的统一体。然而，克拉奇作出了下列判断：人类形成过程也须考虑到那些在众多个体中起作用的改变。人们也许会忍不住替这些一方面导致类人猿，另一方面造就人类的演变引进一些拉丁语术语，以说明共一的、未分的古猿猴形式的“人化”（Homination）和“猿化”（Simiation）。猿化的表现是上肢的延长，拇指的退化和大犬齿的形成，人化则意味着腮足演化成了可以攀援支撑的脚（两个大脚趾变大，无法对掌），躯体直立，头部平衡。其他一切现象，如脑容量较大幅度增加，是由此引起的后果。
正如类人猿这些祖先在猿化前已互不相同一样，人的形式亦是各各不一的，因为在人化前差异就已露端倪了。由此可以大致解释各人种之间的差异。
这样一来，人种的意义就较之过去为大，某些种族为何互相拒斥、白眼相对也更容易理解了。再也不能坚持“所有人都一样”这一众**誉的论点了。事实上这种冒牌人道主义也已证明自己有百弊而无一利。[5]
赫胥黎说：“人和类人猿之间的心理差异较之类人猿和最低级的猴子之间的心理差异为小。”海克尔也判断道：
可以将锡兰的韦达人和中非的阿卡人这些特别“好的种族”区别开来，就像可以将地中海沿岸人和蒙古人区别开来一样。这些不同的人种体格上的差异比起动物学家通常赖以区分某一动物各种类的差异要显著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