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难发生前夜，事物显示出似乎“有利的转机”——如此之多的悲剧作家对它爱不释手。这种转机是一种特殊手段，旨在使观众不致产生“事情可以估计”这种印象。另外，假使灾难从一开始起就在各种性格、各种关系的内在而持久的素质中获得充分根据，那么每出悲剧都必须唤起的等待结局如何的“紧张心情”就达不到足够强度了。这是一种具体的因果性，它与“自然法制”毫无关系，它赖以发生的形势状况是一去不复返的——人们称它为“历史性的”因果性是有道理的——，它也在悲剧性事件中起作用。[1]因此，我们必须驳斥叔本华的下列论断：悲剧中不允许出现真正的“性格发展”，只能“揭开”从一开始起就存在于人的思想性格中的东西。
性格出现悲剧性的转折、思想意识发生变化、不断地大幅度地偏离原先的生活轨道，恰恰是这些现象本身常常构成灾难的一部分或者灾难本身。
比如，在表面看来取得胜利的过程中，对迄今为止紧追不舍的生活目标所作的评价崩溃了，这便是一种特别具有悲剧性的现象。
所以说，悲剧性的必然性主要是指基于世界诸因素的本质及本质联系之上的不可避免性和不可逃脱性。
上述含消极意义的定义正说明了一点：只有当所有以某种方式可以设想的、本该能够阻止价值毁灭、拯救价值的力量插足事件时，这里所考虑的“必然性”才存在、才露面。因此有两种价值毁灭现象就其本质而言是非悲剧性的：（1）某人有义务做或不做一件事，而他的行止又是肯定可以描述的。所有归咎于此的价值毁灭均无悲剧性；（2）人们运用若干更为适宜的技巧和手段，所有可能因此而被避免的价值毁灭均无悲剧性。就是说，只要“谁有罪？”这个问题还能得到一个明确肯定的答案，就无悲剧性可言。
只有对此无法做答时，悲剧性色彩才呈现出来。
只有我们获得下列印象时，才感到灾祸是悲剧性的：每个人都尽可能地倾听了自己“义务”的要求，而灾祸仍然不可避免地降临。在人类悲剧性的范畴里，不可能简单地不存在“罪过”，而只是无法确认究竟谁“负有罪责”而已。一个人对灾难的产生起了一定作用；而另一个人与他无甚差异。只是具备了较好的道德，更确切地说，对道德的要求听觉较为灵敏，道德意志的能量较为强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能够用后者来取代前者，那么，逐渐上升的悲剧性立刻就会受到慢慢萌芽的对前者的指责和“控告”之情的阻碍。
这样一来，悲剧性现象的“必然性”也立刻无影无踪了。假若我们认为：耶稣基督之死不是缘由神祇的纯洁与一个不变世界的卑鄙和阻力之间的本质关系，耶稣基督之死仅仅是因为彼拉多[2]忘记了道德义务，或者仅仅是因为犹大个人的道德败坏，或者仅仅是因为犹太人违背义务的行为所致；假若我们认为，同一个拿撒勒[3]的耶稣，如果我们用具备“较好”道德的人取代他周围的人，或使他置身于另一历史氛围中，就会被当时的世界肯定承认并享有威望；那么悲剧性的印象马上便会化为乌有了。
耶稣之死只有无论何时何地、也无论参与者多么“恪守义务”都会发生时，才称得上是悲剧性的。譬如，法庭误判死刑永远不可能导致悲剧性的毁灭。唯独“法”的观念本身致使较高价值遭灭顶之灾时，才存在悲剧性。误判死刑，若是无法避免的，会引起深深的怜悯；若是可以避免的，会激起愤怒；但是它永远不可能唤起悲剧性的怜悯。[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