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清军攻破昆明时，满清认为西南的大事已定，顺治、洪承畴的一些对奏也没有必要继续保密了，于是得意洋洋地公布出来，当作顺治皇帝英明的证据，李定国也有机会知道了其中的内容。
原来，当年洪承畴奉顺治之命从北京启程赶往长沙，出任五省经略，他在北京陛辞时就对顺治言明：征服西南的策略是以防为主，坐观南明自己生变。在随后几年洪承畴与顺治的奏章通讯中，他一再强调这条大方略，并主持修建了从陕西一直延伸到广西的五千里防线，用来抵抗南明的攻势。
在秘奏中，洪承畴不厌其烦地向顺治指出，如果南明不发生内讧，那么清廷想在军事上击败西营、闯营和郑成功水师的联合是不可能成功的。与其试图武力征服，还不如及早设法谈判，形成南北朝。
但洪承畴再三重复他的观点：首先李定国与郑成功互相猜忌，绝不会精诚合作；其次就是李定国与孙可望必然爆发内讧。清廷应该积蓄力量，在内讧爆发后攻击四分五裂的南明。
整个长沙幕府的战略可以简单归结为：绝不主动进攻，绝不侵占南明的领土，直到南明自己发生崩溃。
洪承畴的战略得到了顺治的全力支持，几次北京户部官员都嫌洪承畴的战略给清廷带来巨大的压力，维持五千里长的防线花费巨大，而且由于坚决不进攻，所以这个负担也看不到解除的尽头。对于来自各方面的压力，顺治一概替洪承畴顶住，保证长沙幕府的防御战略能够坚持下去。
在三王内讧爆发前，剑拔弩张的孙可望、李定国各自调兵遣将准备火并，前线明军纷纷返回后方，准备武力解决其它系统的明军。驻防湖广的八旗兵见明军的领地空虚，自认为是满人，不顾洪承畴的禁令偷袭辰州并将其夺取，向北京报功求赏。八旗兵的擅自行动让洪承畴非常愤怒，他要求顺治皇帝把这些跋扈的满人立刻从他旗下调走。
在这次的冲突上，顺治依旧坚定不移地站在洪承畴一边，毫不犹豫地否决了请功奏章，勒令占领辰州的八旗兵立刻撤退，然后马上返回北京。
对照南明的反应，就可以看到洪承畴判断之准确：当辰州失守的消息传到贵州后，孙可望立刻下令停止针对李定国的动员，调冯双礼等主力返回湖广前线，准备夺回辰州；而李定国和刘文秀也暂时收起了对孙可望的敌意，把各自的精兵强将重新派向东线。孙可望和李定国都不约而同地写信给对方，表示大敌当前，兄弟之间无论有什么不快，也该设法和气地解决。
但当满清主动放弃辰州后，南明三王又不约而同地立刻忘记了他们刚刚主动释放出的善意，很快就关系彻底破裂，大打出手。
“四十不惑。”李定国想起洪承畴的阴险策略几乎使汉人的江山毁于一旦，他对手下众将说道：“往昔我鲁莽操切，没有容人之量，好不容易才得以返回昆明，以后一定要与延平藩、夔东诸将精诚团结，驱逐鞑虏、光复中原。建昌那些人可都是西营的老兄弟，我若连他们都容不下，将来延平藩、夔东军怎么能够与我共事？”
因此，得知邓名在湖广连战连捷的消息后，李定国决心予以配合，尽力向贵州发动一些牵制作战，使得吴三桂和赵良栋无法回头。而且李定国审视地图，认为重庆对川鄂明军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只有攻下重庆才能把东西两川连为一体。这样云南、四川背靠着背，就可以专心对付正面的敌人。
李定国派使者来建昌，就是提议联合发起对川贵清军的攻势。元气大伤的李定国很难独自向贵州发起进攻，所以他希望建昌的明军能够北上到成都平原，然后攻击重庆，威胁保宁、遵义等地，这样定能牵制贵州清军的一部分注意力。虽然遵义那条路不适合大军通行，但或许清军会派出几千人马去增援，这时李定国再于云贵边境进行一些佯动，可能让吴三桂有危机四伏之感。
不过李定国的心思完全得不到建昌明军的理解，在冯双礼等人看来，现在四川行都司与成都才是背靠背——两者乃是邓名旗下的同盟军，而和云南明军则有着不少仇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