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就是南昌。这里倒是有瓷器，不过要是抢江西的话还不如抢江南，反正都走了那么远了，江南远比江西的物产要丰富得多，蒋国柱能掏出来的赔偿也要比张朝拿得出来的多得多。不过这两地都存在一个借口问题，剿邓总理衙门目前似乎越来越红火，张长庚申请朝廷同意后，在武昌也设立了一个分部，周培公已经挂着四省布政使的衔了。
这个总理衙门的建立，让邓名办事方便了很多，只要和周培公打好招呼，货物从武昌到南京一路畅通无阻，不用像之前那样和武昌、南昌、南京三个地方谈判。而且成都的货物也只需要向总理衙门缴纳一份赋税就可以了，而不是之前那样，明军的货船每到一处，都要向当地的清廷地方官府纳税。
但坏处就是让东南的清廷督抚变得团结起来，现在不会再出现以前那种竞相坑害邻居的行为了。如果邓名没有任何借口就去攻打蒋国柱的话，武昌和南昌的二张也不会像几年前那样幸灾乐祸，而是兔死狐悲、物伤其类。
因此，看起来似乎只能打浙江。浙江总督赵国祚（因为邓名的影响赵国祚一直没有调任山西）上次向福建总督李率泰借兵抵抗，但最终还是一败涂地，缴纳了赎城费送走了川军。听说最近他一直在和蒋国柱私下联络，说不定过些时候也会奏请朝廷批准建立温州剿总，让周培公兼领浙江布政使。
任堂等人都认为这种可能性很大，现在还没有发生只是因为福建总督李率泰坚决主剿，所以赵国祚还在迟疑不决，怕露出破绽被福建的主战派发现，反倒给自己惹罪。川西集团都认为，若是等周培公就任浙江布政使，那攻打浙江就会变得和攻打南京一样投鼠忌器，所以要打趁早；现在去痛打赵国祚一顿，还不至于引起长江中下游督抚们的激烈反应。
不过即使还没有设立温州剿总，打赵国祚似乎还需要寻找借口。因为上次任堂、周开荒他们收赎城费时，许下了三年不来的诺言。而赵国祚帮助明军收罗工匠等，也做得让人无可挑剔。如果毫无理由地攻打他，同样可能会激起剿邓总理衙门的惊恐不安，有损川军言出必行的声誉。
“或者干脆去打福建。”终于有人提出了这个建议。福建比浙江要穷，路途更远；闽督李率泰的水平比较高，而且作为海防重地，驻扎在福建的清军质量和数量都要高于浙江。更有耿继茂这个藩王，藩王的私人军队战斗力比驻防部队还要可观。
因此，攻打福建是一件成本高、收益小的军事活动。虽然可以指望金厦的郑军协助，但战利品势必也要和他们分享，这会进一步降低出兵的收益——而邓名已经向帝国议会的议员保证，不经帝国议会批准，他不会发起任何需要川西父老贴钱的军事行动。
“宁可对外食言，也不能对内食言，还是先以浙江为假想目标制定计划吧。”邓名指示军方先以此为基础准备作战方案，计算一下再次进攻浙江可以获得的收益：“再把江南也算一算，如果一定要食言，那路过南京的时候勒索一笔也是好的。”
虽然邓名嘴上说他已经做好了无理由撕毁协议的准备，但其实他完全不打算这么干。之所以让手下准备进攻浙江和江南的预案，是因为邓名觉得他随时可能会与南京、杭州进入交战状态，这个原因就是“文字狱”。
虽然不精通历史，也不知道“庄氏明史”案以外的文字狱各大案的名称，就是唯一知道名字的这个文字狱，邓名也不知道爆发的时间。但他觉得满清肯定要大肆迫害江南文人，而这是邓名一定会出手干涉的，就算不是为了发动战争，他也不能坐视清廷如此为非作歹。
预先做计划就是为了避免明军到时候措手不及，不要在临近行动的时候才发现完全没有准备。可是邓名至今仍没有见到任何文字狱爆发的迹象，这让邓名也不禁有些怀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自己的影响，使得清廷对汉人言论方面的容忍变得要比他前世强了。
……
北京。
经过一段时间的审查，鳌拜已经发现了好几起大案。比如去年吴县有十几名秀才哭孔庙，控告知县贪赃。在邓名的前世，蒋国柱因为镇江之败被免职，由朱国治接任，吴县县令属于他的亲信，因此将十八名秀才一起抓起来，最后全部处死。可这次蒋国柱采取的是怀柔态度，接受了秀才的状子，把那个属于朱国治派的吴县县令撤职下狱，最后以贪赃罪处死。
最让鳌拜关注的是，朱国治之前还炮制了一份奏销计划，计划以欠明朝的税为理由，黜落一万到一万五千名东南进士、举人和秀才。对清廷来说，这无疑是立威的好手段，而且还能带来巨额的财政收益。不过在朱国治的奏章进入朝廷讨论前，就爆发了高邮湖之战，随后朱国治也因为出卖先帝的罪行被处死，这个奏销案也就中止了。
免去一万多人的功名，并罚银追缴，鳌拜当然明白这会造成多么大的影响。如果朱国治的计划成功，除了巨大的财政收益，还能震慑地方豪强，让他们对清廷心怀畏惧。不过鳌拜也知道，处理不当就可能带来严重后果。就算鳌拜下定决心，在邓名和郑成功还严重威胁着东南安全的时候，蒋国柱敢不敢执行朝廷的命令也很难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