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装前进的清军征不到粮食，立刻陷入了困境。赵良栋的手下被农民打得丢盔卸甲，迫使他亲自指挥对这些武装农民的进攻，还投入了他的亲兵营。可是面对一人多马而且人人持有先进武器的农民龙骑兵大队，赵良栋的重装步兵竟然不是对手，泥足深陷。十天后，明军的正规军尚未抵达，但绵竹数千持枪的农民大队已经骑着马、坐着马车陆续赶来增援了，连赵良栋的亲兵营都被他们打得失去了战斗力。
对于这些报道，其它地区大都认为是天方夜谭，就是北京也将信将疑，怀疑明军吹嘘的成分居多，更大的可能性是明军的正规军化妆成农民，伏击了人生地不熟的赵良栋。但张长庚却不怀疑，因此康熙四年初川北战役结束后，他就打定主意进一步向四川靠拢。而且此时张长庚已经分别从成都方面和北京方面得到消息，知道吴三桂正在打他领地的主意。得知孙延龄也参与到密谋中后，张长庚把大批原先放置在湖北的军队调动到湖南，防备吴三桂和孙延龄，还同时向北京和成都求救。
为了获得成都的支援，张长庚贱价把岳州卖给了李来亨，把钟祥卖给了郝摇旗，从成都拿到卖地的钱款后，他送一半给北京作为效忠费。本来成都和北京都不愿意吴三桂进入湖南，拿到好处后都表明立场，支持张长庚继续统治湖广——因为张长庚的卖地行为，成都方面觉得张长庚确实是湖广目前最合适的统治人选，而北京也对他迫不得已的行为表示了谅解。北京宣布张长庚绝无通邓行为，如果吴三桂和孙延龄擅自开启战端就是犯上作乱，要他们两个约束自己的行为；而成都则表示，虽然自己和武昌毫无勾结，和清廷誓不两立，但若是吴三桂、孙延龄这两个人既不忠于大明也不忠于满清的话，也会出于支持忠臣义士反对反复小人的原则支援武昌，以弘扬天地间的浩然正气。
而吴三桂一面继续秘密向成都和北京陈情，一面依旧紧锣密鼓地准备进攻湖南。他的盟友孙延龄也公开放风，激烈攻击张长庚卖地和调兵南下的行为，认定这说明武昌无心抗明，一心要和清军嫡系打内战。
如果说这一切已经让天下人看得眼花缭乱的话，康熙四年底的事情就演变得更加精彩。吴三桂终于誓师出发，讨伐“通邓”的逆贼，孙延龄提供了部分粮草并派出兵马助战。结果吴三桂拿到粮草后却突然清洗了孙延龄的部队，突袭擒杀了孙延龄父子，软禁了孔四贞，并吞了广西的军队和土地，宣布孙延龄一心发动清军内战，是“通邓”的逆贼！
战后，吴三桂和张长庚恢复友好，主动撤离了贵州、广西与湖南边境上的驻军，同时还把孙延龄原本应得的那一份湖广协饷也纳入囊中；张长庚保住了大部分领地，避免了吴三桂或是明军进入他的地盘；北京和成都也放下了对湖南的担忧；吴三桂一下子把领地扩大了一倍。大家皆大欢喜，除了已经身首异处的孙延龄。
因为明军又光复了两府，杨大学士就把邓名官衔前的“征虏”二字也去掉了，从此称为大将军邓名。这次发起南洋战争时，大名内阁在邓名高调宣布出兵后，也高调宣布要恢复“丞相”这个被明太祖废掉的官职，暂时让邓名摄“副丞相”，代行丞相事。
等到这场战争胜利，丞相前的那个“副”字肯定就可以去掉了，这一点所有的人都心知肚明，而邓名的手下已经开始用丞相称呼他了。
“抵近作战，最好能够夺取西班牙人的大舰。”宣读完院会的文件后，邓名和将领们坐下来，进一步阐述他的作战目的：“保住西班牙人的这些大舰是很重要的任务，如果只是单纯摧毁了他们，我们固然赢得了周围的制海权，也能顺利取得马尼拉，但荷兰人的威胁仍在。”
并不是每一场海战都能预测，一旦和荷兰进入战争状态，整个南洋海域就不再安全。如果在辽阔的海域遇上荷兰人的巨舰，中国的武装商船就会成为没有自卫能力的靶子。
西班牙人固然希望靠一场主力决战来消灭明军的海军，而明军又何尝不是如此，邓名盼望能够通过几场堂堂正正的海战，彻底摧毁西班牙和荷兰在东南亚的海上力量，以免陷入被动挨打的海上交战和游击战中。西班牙人和荷兰人重视贸易，邓名对贸易的重视程度丝毫不在他的敌人之下。
“只有西班牙人的大舰才具有和荷兰人大舰相当的重炮。我们夺取了西班牙的大舰，才能够在荷兰人攻击我们时，击穿他们的装甲。到时候，这些大舰会是荷兰人首要攻击的目标，我们的小船可以有机会抵近攻击；如果荷兰人避免决战，我们也可以用这些大舰保护航道。只要采用新式的炮弹，我们就算水兵的实战经验稍差，在一对一时仍能占到荷兰人的上风。”说到这里，邓名微笑了一下：“毕竟我们这次远征的目标是巴达维亚而不是马尼拉，如果能够一次解决，我们就没有必要拖到几年后再来一次。”
所以，此次远征的关键就是和西班牙主力舰队的海战，明军不但要取胜，而且要夺取西班牙的战舰而不是简单地把它们摧毁，更要避免西班牙的船只逃脱；在这一次作战中，不会有大型战舰吸引火力，为明军的小型战舰递进攻击创造机会；至于明军的统帅邓名，更是没有海战的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