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廷已经下令给浙江，让赵国祚立刻给明史案结案。”一个幕僚向蒋国柱报告道，这次朝廷彻底推翻了之前的结论，皇上和太皇太后下达了圣旨、懿旨，宣布大清尊重中国和儒家传统，对之前历朝因言罪人的行为深恶痛疾；这次明史案的爆发也是朝廷受到了小人的蒙蔽（比如吴之荣），误以为这是一桩谋反串联。
现在既然查明这只是庄允城在书写历史，而不是进行谋逆串联，那朝廷自然收回成命，至于书中那些有争议的用词和称呼，以及年号不奉本朝正朔的问题，太皇太后表示这她根本就是一笑置之——清廷气量宏大，根本没把这种小事放在心上。
虽然庄允城等人在遇到冤屈时手段过激，没有向圣明的天子和朝廷解释而是武力反抗，但考虑到朝廷有错在前，太皇太后也代幼年的皇上表示：“天下有罪，罪在朕躬”，庄允城的罪行一律赦免。
虽然朝廷为了面子没有明说，但蒋国柱听说还有一个招安问题——虽然北京赦免了庄允城，但对方肯不肯接受赦免，是不是会老实地交出府县还是问题。在四川人的斡旋下，赵国祚同意暂停湖州、嘉兴两府的科举，让庄允城和他的同盟把持这两府的官职，等到什么时候庄允城等人觉得放心了，同意交出被他们窃取的府县衙门了，那湖州和嘉兴的科举才可以回复，这两府的士人也才能出去做官；除此以外，庄允城他们还要保证缴纳应付的朝廷正税，取消靖难军的称号改编为绿营，杭州给靖难军十个营四千兵马的编制，庄允城集团可以从应缴纳的税款中截留相符的军饷，将来恢复科举后这些军队也可以被保留为两府的官兵。
“这是四川领事的公函。”幕僚又拿出另外一份文书来，这是四川派驻南京的办事处送来的，上面明确表示四川不会参与到清廷策划的文字狱中，而且还会努力帮助被陷害的人逃离。
“只是逃离江南吗？”蒋国柱问了一声，脸上神色不变，文字狱这件事几起几落，一开始让蒋国柱也显得很担心，暂停过进度。但现在两江总督重现变得宠辱不惊起来，又开始罗织罪名，显然是准备大干一场。
“是的。”
“唔。”蒋国柱点点头，甚至没有把四川领事的公文仔仔细细地看上几遍。
“朝廷的意思很明显，就是明史案是因言罪人了，但其他的是不是还不好说，而明史案之所以变成因言罪人了，也是因为庄允城势大难制了。现在朝廷要集中力量对付邓名，对东南也有所提防，朝廷虽然不想丢面子，但也绝不会投入巨额的人力物力在东南。”蒋国柱在心里琢磨着眼前的局势，反正只要浙江能够把漕运给北京送到，北京暂时机会继续对浙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漕运那局面就没有继续恶化，对付邓名到处都需要用钱，北京肯定也是能省则省，只要灭了邓名或是完成议和，那在集中力量收拾浙江的麻烦（或只是庄允城、或是还需要加上杭州）恢复朝廷威信也不是迟。
而江南这边的哭庙案和奏销案，北京可还没有定性是不是因言罪人，蒋国柱已经彻底想明白了，只要这两案的涉案人没本事闹得和于七、庄允城那么大，那这就不是因言罪人而是罪有应得。而是不能能够闹得和庄允城、于七那么大，明显问题的关键还是在……
“不是邓名。”蒋国柱想也不想地否认了幕僚的猜测：“赵国祚就是这里搞错了，他以为最关键的人是邓提督，所以一直想收买邓名就够了；而本官一开始犯的错完全一样，幸好赵国祚的前车之鉴，让本官没有一错到底。”
“真正的麻烦还是这些缙绅本人，如果他们肯团结起来对抗本官，邓提督怎么都会卖给他们军火，又能赚钱，又能牵制本官，还能削弱朝廷的威信，他何乐而不为？光给他银子有什么用？他卖大炮、步枪不是一样有银子嘛。”蒋国柱扫视了幕僚们一眼，对他们说出了自己苦思所得：“但如果这些缙绅不团结起来抵抗，那邓提督也不会派兵替他们出头。”蒋国柱发现，在这个问题上成都和北京的态度实际是完全一样：如果缙绅闹大北京就招安，成都就支援；如果缙绅束手就擒的话，北京就要江南将其定罪，部分抄查的家产上缴朝廷，而成都回来推销债券。
“所以奏销案的人员名单，应该用新的办法来定。”蒋国柱以前制定名单的原则是：有钱、对朝廷不敬、有过逃税行为（对大明）；而蒋国柱拿出来的新原则是：没买邓名的枪，没有反抗欲望。
“凡是和四川有联系的缙绅，一律不列入名单，本官可以给他们亲口保证，但他们也需要回报本官的好意，不去串联，不转卖四川的步枪给更多的人——”蒋国柱对幕僚口述战略：“而那些和四川没有联系的人，守财奴，胆小怕事的，都是此案的罪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