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皇明的官府既卑鄙又怯懦，当百姓因为苛捐杂税而求生无路时，内地只有逃荒，沿海只能背井离乡，而官府不反思自己的行为，反而竭力阻挠百姓逃荒或是出海。当流民开始反抗后，官府更会横加指责，说哪怕是官员做的有那么一点点不妥，流民也应该呆在家里饿死，而不是逃荒——为了要自己活下去，就要吃甚至抢劫其他百姓的粮食，这实在太可恶了，所以官府可以不赈济、可以不免税，但流民若是敢不自行在家而是而是选择逃荒就要都杀光，而且杀得理直气壮。若是沿海百姓活不下去跑海，那被土人杀了官府也拍手叫好，谁叫你们不老老实实在国内纳皇粮服徭役？死了也是报应。”
满场寂静无声，邓名深吸了一口气：“皇明以往的做法是错的，而帝国决心改正，帝国四川书院的陈祭酒声明，对吃不上饭的人讲道德是最大的不道德。因为我们是人，人心是肉长的而不是铁石，所以饥饿会让我们痛苦，看到儿女活活饿死更会让我们痛不欲生，为了让儿女能够活下去，我们会去杀人放火，我们宁可剥夺别人的生命也要想方设法让自己的孩子活下去。这也将是帝国未来施政秉承的理念，我们绝不让百姓承担将会导致他们挨饿，让他们子女倒毙的赋税，帝国政府也会竭力保障基本的福利。”
前世邓名看过一本名叫《美学》的书，该书的作者和陈佐才的思路有想近之处，也认为当人被压迫到濒死处境时，那一切为了生存而采用的行为都是道德的。不过有趣的是，这种强调个人权力的右派哲学，推导出的却是为了避免这种民众自行谋生的动荡，政府必须要重视福利的左派结论，否则不道德的不是民众而是政府；而强调集体主义的左派哲学，当个人利益无论何时都在集体利益之下这种极端思维出现后，国家就有充足的理由漠视福利，并指责每一个不肯在家饿死的人是思想落后，不懂得维护集体和国家利益——从左派哲学推导出了极右的国家政策。
“帝国有意把吕宋纳入版图，不过不是委任流官，而是用一种类似商行契约的模式来和本地的华人交易。”邓名耐心地对在场的代表解释起来。
垦殖团的武装农民和原先的侨民一样，大都也是两广、闽浙衣食堪忧的贫民，在四川培养出的那些垦殖团领袖几十亩土地的号召下，登上海船来这个海外异域开拓。这些年来虽然四川极力鼓励移民，不过也就是几万武装农民而已，远远没法和侨民相比，如果这几十、上百万原本一盘散沙的侨民和武装农民一样阻止起来，那帝国政府在吕宋的统治才有可能稳固，给未来永远将其纳入版图奠定基础。
所有的基层官员都像商会会长一样由侨民推举出来，地方税和国税也都由吕宋的议会来确定，而向帝国缴纳的国税数量决定吕宋地区在帝国议会中的席位。而吕宋总督的任命权暂时还保留在邓名或是后任的丞相手中，这个期限将长达二十年，二十年后吕宋地区的纳税人将会表决，是把总督的任命权继续交给帝国丞相五年或是由他们自行来推举。
“吕宋政府纳税，而帝国政府提供保护——任何生意一厢情愿都做不长久，如果吕宋不纳税，那对帝国政府来说无利可图自然会渐渐舍不得花钱、流血来保护吕宋政府；而吕宋政府如果光纳税而决定不了帝国政府的国策，那我估计迟早也会想着要独立。”
邓名虽然尽心尽力地解释，不过他猜测在场的人有可能一时脑筋仍转不过来，怎么官府不是赤裸裸地收保护费而是公平买卖了？
“如果吕宋政府愿意成为帝国的一个行省，那吕宋政府需要在战时站在帝国一边，不得擅自对外开战或是媾和……此外还有一个王法问题，那就是不得违背帝国的宪法原则，不得制定无限压迫个人的法律，因为帝国认为处于饿毙边缘的人做什么都是无法预期、无法用道德约束的，所以把任何一个人压迫到这种境地，都是对帝国的威胁——伤害我们中的一个人就是伤害我们全体。”邓名已经准备好很多文书资料，等见面会结束后，这些侨民代表就会拿到详尽的合同文本，详尽地解释帝国提出的这份契约中的每一项、每一款。
“因为畏惧路上的恶狼，所以出远门的人要结伴而行；因为孤独的人举步维艰，所以我们需要朋友。同理我们也需要国家和官府，不过为了永远地消除二十年前的惨剧和大乱，帝国决心尝试完全不同于皇明的道路，希望让每一个子民都能因为他纳过的税、他祖先纳过的税而得到回报，不至于在他的父母之邦冻饿而死；每一个海外的侨民只要报上‘我是中国人’，他就会受到异邦人尊重，他的安全就能得到最可靠的保证，知道如果敢于给他不公正的待遇，他的祖国会兴师问罪——这是帝国努力的方向，你们愿意加入吗？”
邓名并不要求侨民代表立刻回答，在会议结束后，邓名又一次问周开荒：“若是南洋的华人都同意加入帝国，你们觉得会有什么后果？”
“意味着更多的女童能活下去？”周开荒嘻嘻哈哈地说道：“提督就喜欢问我这种问题，因为知道我肯定答不出来吧？”
“意味着我们不会再有天下大乱了。”李星汉满脸憧憬地的说道：“如果我是他们，我就会选择加入。”
“不，我可不敢说这样就一定不会天下大乱了。”邓名笑道：“我只是担心以后就不会有大批的两广、闽浙人争先恐后地回国给家乡修桥铺路了，因为以后吕宋的华人会把这里视为自己的祖国和故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