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本李国耀是给枣庄方向的小鬼子挖了一个坑，希望枣庄的日军在得知山东游击总队的主力并不在熊耳山的有利时机，立即对熊耳山发动全面进攻。
而他们则是趁此机会悄然返回熊耳山，然后打小鬼子一个措手不及。
但是令人感到可惜的是，小鬼子竟然没有上当，枣庄的日军第32师团非但没有主动发起进攻，反而还出乎预料的收缩兵力，摆出一副死守的态势，让李国耀的如意算盘彻底的落空了。
其实并不是木村兵太郎不想出兵，而是华北方面军司令部和第12军司令部对他的出兵请求直接驳回，一点机会都不给他留，反而要求他主动收缩兵力，这才避免了第32师团再次被重创的下场。
华北方面军司令部和第12军司令部倒不是知道李国耀给他们下套，而是日军在东北方向的战斗进入了白热化，局势越来越不利于关东军，以至于大本营以及华北等地日军高层的目光都被吸引到了诺门坎地区。
7月份日军第23师团接连在哈拉哈河东岸发起多次进攻，其结果不仅未能达到其预定的目的，反而损失惨重。
对于7月份的失败，日军方面进行了战斗总结，最后得出结论，关东军在对战苏蒙联军时的失败主要有四个原因。
首先是日军认为擅长的夜战遭到了失败，苏蒙军除在其坚固、纵深的防御阵地内配备了大量的重火器、重要据点的外围筑有反坦克壕、设置了反坦克的雷区和高低多层的铁丝网之外，还在阵地内配备了不少的探照灯和准备了各种照明设施，河西岸的高台阵地，又增强了支援的炮兵火力。
每当日军在夜间喊着“万岁”，并以集团向前冲杀时，苏蒙军的阵地上顿时打开了探照灯，发射大量的照明弹，把阵地附近照得如同白昼，使无遮无挡的日军失去“夜”的凭依，充分暴露于苏蒙军阵地前的开阔地带，遭到了浓密火力的射杀。
其次是日军引以自豪的“白兵主义”，就是拼刺刀，也明显失去作用。靠冷兵器拼刺刀的战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各国已很少采用，都注意以增强火力密度来消灭对方的有生力量。
日军未到欧洲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也未遇到过大密度火力的对手，所以一直把现代作战中只有最后才使用的手段——拼刺刀，作为制胜的途径。
而苏军根据第一次世界大战、国内战争的经验，非常注意“火制”，即火力密度，所以士兵的轻武器大部已自动化；并加强了炮兵，在关键时刻，要求在炮兵射区内，每平方米1分钟内平均爆炸两发炮弹。
这几次战斗，当日军发起了遮天盖地的冲杀时，苏蒙军在河两岸的各种炮群以相互交织的密集火力，使日军不仅发生了很大的伤亡，且在精神上产生了极大的恐惧。
不少日军的士兵和军官，事后回忆说，数不清的苏蒙军炮弹所炸起的黄土与黑色浓烟混在一起，顿时使阵地上空由晴天变成了阴天。由于苏军的“火制”，使日军的“白兵主义”无法发挥作用。
再次，是对苏蒙军通往河西的军桥地区，日军多次研究，并专派部队对其作为意要攻击目标，实际这些军桥，不少是苏蒙军的伪装物、暂用桥。真正的多数桥梁，是在哈拉哈河的水面以下，或称之为暗桥。
这种桥是在河床上打好基础后，根据河水的涨落和人员、车辆、火炮通过时需要的宽度及深度，建成水下的平坦水泥道面。对这种桥地面进行侦察时，不到其附近很难发现，除非河水的透明度较高，否则空中也难以侦察到。
日军总认为切断哈拉哈河上的桥梁，即可将苏蒙军的前后阵地分开而予以各个击破。实际河上的桥梁，成了对日军的引诱目标。
第四是苏蒙军使用了以假乱真的战术，即在日军进攻前，又佯作向河西撤退，对此日军却相信不疑。
当“追击”开始后不久，先头的部队即遭到苏蒙军预定的反击而被迫停止。此时河东、河西的苏蒙军炮兵群，则按预定的计划，一齐发炮射击，大量杀伤停止间的日军。
经过分析之后，前线的日军指挥官将情况上报到关东军司令部，最后关东军司令部当即作出决定，待增加炮兵后再继续进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