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错。”程千帆点点头，“这正是我要说的。”
“巴芬洋行的货舱里，有药品、大量的医用卫生棉、纱布、绷带、绑带，医用酒精，此外，还有两个安南步兵营的军装、军靴、毛毯、压缩饼干、罐头、军用水壶等等装备。”
程千帆的口中每每说出一件东西，彭与鸥的眼眸便愈发‘亮’了。
“还有一部分是红酒和香烟。”程千帆继续说道。
“按照我的吩咐，我的手下会将物资尽量转移、藏匿，当然，其中一部分药品和医疗物资，会就近运到对岸，支援国军。”程千帆说道。
“药品等物资可以想办法运走一部分，安南步兵营的军需装备，国军用不上。”程千帆说道，“这个可以趁乱尽可能运走。”
在姜骡子找的苦力和运输渔民中，彭与鸥会安排自己人渗入其中，可以趁乱运走一部分物资：
因为此次行动之宗旨，实际上并不是抢走多少日方物资为己方所用，因为事情紧急，势必会有相当部分的物资因为来不及运输而被焚烧和破坏，甚至是允许运输的人员自行取用、带走。
所以，没有人能查清楚有哪些物资被运走，哪些被焚烧，这正是我方人员‘浑水摸鱼’的好机会。
“太好了。”彭与鸥高兴的握住程千帆的双手，“‘火苗’同志，我代表队伍上的同志谢谢你。”
他这两天同‘苗先生’多有接触。
‘苗先生’讲述了浙南游击区的同志们在何等艰苦的条件下坚决、勇敢的同敌人战斗。
彭与鸥也深深地为浙南游击区的同志们的艰苦卓绝震惊和感动着。
敌人以营连为单位，组成“清剿”队，每天清晨出发进山“清剿”，傍晚返回驻地。
敌人会运用“听响声，看烟火，跟脚印”等办法搜寻游击队，并派出便衣侦探，伪装红色队伍，或到山林中伏击游击队，或到村庄中骚扰群众，破坏红色游击队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此外，最重要的是，敌人实行经济封锁，断绝红色游击队的物资来源。
限制群众购买粮、油、盐等日用食品。
对有些物品，如布匹、胶鞋、电池等，特别是食盐，敌人会严加控制，不准群众往山里运送。
一经发现即以“通匪”、“济匪”论罪全家处决。
为了配合军事“清剿”，国民政府专门颁布了《剿匪区内各县编查保甲户口条例》。
规定‘剿匪前线’各县圩镇村庄，一律按十户为一甲，十甲为一保，五保为一联保的形式编组保甲，实行联保连坐法。
即发现一户“通匪”，十家株连，满门抄斩，一保“通匪”，五保连坐，悉数以通匪罪处决。
并将保甲内18岁至45岁的男子编成“铲红义勇队”，严密监视和控制群众的行动。
由于国民党军长期的军事“清剿”和严密的经济封锁，红色游击队的生活异常艰苦，特别是民国二十四年后，进入了最艰苦的阶段。
游击队在深山里搭竹棚、杉皮棚和茅草棚居住。
十几个人挤在一个大通铺上，平均五六个人才只有一条破毯子，大家轮流使用。
国民政府实行移民并村之后，游击队粮食断绝，只好以野果、野菜、竹笋充饥。
游击队员们风餐露宿，昼伏夜行，几乎过着野人般的生活。
在如此极端恶劣的情况下，人民群众依然冒险暗中支援红色队伍。
群众把自己的口粮、食盐等日用物资埋起来，作好记号，留给亲人游击队。
群众把大米、食盐、情报放在竹杠中，趁上山砍柴之机把它留给红色游击队，自己则换上新砍的竹杠挑柴下山。
不过，国军后来发现了其中的秘密，曾经下达命令，看见百姓深入可疑区域砍柴，‘但有怀疑，可不经请示，以通匪名义射杀’。
红色游击队为了避免被敌人发现，严寒天气不敢生火做饭，生吃麦糠，树皮，喝污水，军装破破烂烂，无法御寒，普通的伤风感冒，就可能导致将士们的牺牲。
红色指战员、战士没有鞋子穿，赤脚走路，敌人故意在红色游击队出没区域抛洒用粪水浸泡的钉子，战士们的脚底板被这些钉子刺穿，为了避免暴露，却只能忍着疼，一声不吭，一步一个血脚印，咬牙前行，一些战士走着走着就一头栽倒，无声无息的牺牲了。
